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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政治家当中，普京的批评者大为降低，虽然剩余人数还是不少。极力贬低普京所作所为的自然是根纳季·久加诺夫。但这种批评过于笼统。他认为，“政权的一切行为都对国家有害。人民不能寄希望于普京。与叶利钦相比，普京更加成功地推行对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自由政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对此补充道：不仅是人民，就是寡头们也不应寄希望于普京。“他们对普京厌倦了。他们不再需要昂贵的中间人，其政治长衫已经破旧，其依靠挥霍帝国残片而扮演伟大帝王的企图看上去也很可笑。” 某个“国家战略委员会”甚至预言，一场有利于寡头们的国家政变已经临近了。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认为，普京错就错在他把俄罗斯作为政治国家，甚至不是作为官僚国家来管理。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前的顾问和助手们对普京及其政策的评价也很低。近三年来，叶利钦的女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的丈夫、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瓦连金·尤马舍夫不止一次歇斯底里地抨击普京。叶利钦的政治助手格奥尔吉·萨塔罗夫也极反感普京。他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说：“许多人公正地将普京时代称为放弃机会的时代，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经济方面。在经济失误当中，总统普京比政府的责任更大，因为正是普京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普京担任总统，让人想起在备用铁路线上缓慢地来回行进的火车。总统选举之后，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叶利钦的经济顾问与助手亚历山大·利夫希茨认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仍然是在前进，但速度过于缓慢。但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博士对普京的意见最大。他在1990年6月～1999年7月被认为是鲍里斯·叶利钦班子里最为权威的分析家。他写道：“普京的彼得堡体制，就连保障自身政权的最为首要的问题甚至都未能解决一个。俄罗斯还没有国家存在，我们生活在家族争斗的国家机器废墟旁。高技术与科学流派一去不返地丧失了。这使我们被抛到并不具备参与世界竞争实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丧失了文化水平与教育、医疗体系。大众变得野蛮。我们的国家没能变为统一的社会，而是变得支离破碎，混杂了阿拉伯世界、中国、欧洲、美国的一些特征，还有自视为苏联残留者。所有这些不被邻国喜欢，使他们害怕的乌合之众就是今日之俄罗斯。社会团体的退化与分化仍在继续，因为目前的政权不能在任何方向上哪怕是前进两步。”
著名社会学家尤·列瓦达把普京的高支持率比做“离开地面，自由飞翔的气球”。“完全没人相信政府会取得什么成绩。总统靠什么工作？仿佛他能弹指制造出变化来。因此，对总统个人和他工作的信任指标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新报》的卡加尔利茨基更加尖锐，他把普京的高支持率称为“与气球没什么两样的政治泡沫”。卡加尔利茨基的观点是，普京在2000年和2001年“实质上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在经营宫廷争斗和人员调整，恐吓动摇者，惩罚私敌，奖励旧友。国家与世界的形势在自然发展，依靠经济增长的惯性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领导的前政府付出的努力在前进”。
所有这些评价都是不公正和偏激的，在许多情况下，其作者甚至是蓄意歪曲事实。当然，俄罗斯在2003年的局势仍然是复杂和困难的，但不能不看到，国家在1999～2003年间取得的不容怀疑的进步。俄罗斯民众对现实的评价要比上述专家、分析家们客观得多，也准确得多。2003年3月，在回答“国家面临的困难，谁是罪魁祸首？”这个问题时， 25％的人认为是叶利钦，22％认为是戈尔巴乔夫，11％认为是寡头，10％认为是犯罪集团，7％认为是共产党，6％认为是西方国家，5％认为是俄罗斯人民，4％认为是民主派。无论是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米哈依尔·卡西亚诺夫，在答案中都未被提及。在这项调查中，77％的人表示出对普京的信任。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4）
许多可以近距离关注普京工作的高官与富商都认为，2000～2003年间，普京的权威与工作效率都有实质性提高。其中一些人甚至带着不赞成的语气说，在俄罗斯的领导中，还从未有人尝试如此深入地领会所要讨论问题的实质和细节，但这并未影响普京清晰地表述主要任务，并将其从次要任务中区别开来。甚至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这样的普京的积极反对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在处理紧急事务方面，普京总统的效率很高。在涉及到一年到一年半的长期任务时，与叶利钦相比，普京也更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解决时间跨度在10～15年的任务时，作为战略家，普京的效率如何呢？”
普京的效率当然也被西方看到。2001年9月11日之前，西方没有人支持普京。西方国家显然不想看到与其为邻的是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看法，说“俄罗斯是正在消失的小数量体，之所以还要考虑到俄罗斯，只是因为它还拥有早在苏联时期研制出的核武器”。 西方政治家从普京的自信中更多看到的是潜在的威胁，认为他是个“只善于重建专制管理风格的人”。2001年9月11日后，这些评价有了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一家报纸在一篇长篇分析文章中写道：“当时普京身上没有任何特点预示他能胜任现在的工作。许多人认为，他担任总统只是俄罗斯走向混乱与沉寂的一个过渡阶段。但两年之后这些消极看法都烟消云散。俄罗斯正在经历着复兴的过程，普京已经成长到能胜任工作的水平，并在继续成长之中。他曾是担任国家领导最不合适的材料，但很有可能，他将以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人物被人铭记千古。他可能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当然了，他的竞争对手并不多。”
欧洲报界关于普京的溢美之词也有不少。德国《时代》周刊是这样描绘普京的：“他打开了朝向欧洲的窗户。德国政治家把他视为朋友。美国总统在自己的牧场招待他。这个人物成为新俄罗斯的象征。这个微笑充满魅力的人在为自己的国家通风，吹走角落里的灰尘。但角落太多，所以需要强力的‘穿堂风’。每天他都签发新的命令与文件。他想改造国家与社会，使经济现代化。您谈到的是谁？是戈尔巴乔夫？不，谈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他曾从事过特工部门的工作，起初他紧绷着脸，举止不够自然，但在执政的两年时间里，他变成了俄罗斯与国际舞台上受人尊敬、享有各种荣誉头衔的明星。许多俄罗斯人早就了解自己总统的品质，因此以国家允许的所有手段来为他增添荣誉。在自己国内，戈尔巴乔夫未曾得到类似的荣誉，他输掉并失去了政权与帝国。”
2002年和2003年的年初，许多杂志都评选“年度最佳政治家”、“年度人物”、“年度政治人物”。不仅风格改变、编委会成员也有变动的《总结》杂志在评论这类评比的一篇编者按中提到：“盖洛普公司专门为本杂志所做的社会调查确定出了‘年度人物’，他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弗拉基米尔·普京能以很大优势成为‘年度人物’，这一轰动事件是预料之中的。无论把俄罗斯联邦的社会‘蛋糕’按年龄、民族、财富、地理、职业等哪一项标准进行切割，在所有群体调查中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别的方面不说，在这一点上，全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最初的解释是毫无新意的：普京是总统嘛！而且是个有活力、善于工作、没有国人常见恶习、也没有自大狂的总统。如果再加上不拖欠工资、退休金和普遍的经济增长，普京的支持率为何如此之高也就成为一个臆想的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普京现在就是国家必须的人物？这个国家的现状如何？回答很肯定：世纪之交，普京履行了自己的主要职能——国家领袖的职能。他能领悟到时代的挑战，并极为准确地确定了俄罗斯的位置。而且是以惟一正确的手段做到的这一点，不是以口头的宣言，而是靠行动。历史的行动。”
2003年春，俄罗斯所有报纸和西方的很多报纸、杂志都总结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三年的业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活动也被一一列数。普京与谁的会面最多？与总理卡西扬诺夫118次，与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41次，然后是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阿列克谢·库德林、瓦连金娜·马特维延科、谢尔盖·绍伊古、格尔曼·格列夫、米哈伊尔·祖拉博夫、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和尤里·柴卡。在独联体领导中，普京经常会见的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24次）、列昂尼德·库奇马（22次）和纳扎尔巴耶夫（14次）。在西方首脑中，普京经常会晤的有施罗德（11次）、布什（9次）和贝卢斯科尼（8次）。在发言中普京常用的词汇有：“俄罗斯”、“国家”、“联邦”、“工作”、“问题”、“安全”。在普京三年来的官方讲话中，布什的名字共使用35次，江泽民20次，瓦连京·马特维延科7次，而鲍·叶利钦只提到5次。三年中普京一共参观了32个博物馆，24座知名建筑，举行过17次正式晚宴，参加过15次宗教仪式，只看过9次戏，但出席了30场大型晚会与音乐会。三年内，普京出国访问46次，最常去的有乌克兰、白俄罗斯、德国和中国。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5）
近年来经常抨击普京的《政权》杂志在总结其2000～2003年政绩时，告诉读者的是：在车臣问题、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教育与安全等主要方向上，普京的政策都失败了。这家杂志的帕维尔·切尔尼科夫认为，国内的乐观主义者越来越少了。这位作者认为，甚至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成绩也仅有30％的俄罗斯公民认同。该作者说：“最简单的逻辑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民众眼中，总统的威信将大大降低。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图表显示普京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升高。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独特性。人民往往把最高政权和它的政策相互完全分开。生活中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能怪总统什么呢？他是如此一个精力充沛、有威望、诚实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完全没有任何错，也用不着讲什么逻辑。难怪社会调查表明，三年来，甚至在外表形象上，总统的魅力就增加了一倍。” 亲近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杂志出版商们的懊恼可以理解。但这种情况下，正是他们违背了逻辑。普京的威望增长与他所推行政策的结果不无关系，但也存在反向的联系：普京的威望本身开始对其政策的结果产生正面影响。这标志着领导人对国家的公民有着特殊的威望与影响力，这也常被称为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许多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认为，每当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某些重大变革成熟之时，总有一类人会脱颖而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有着鲜明的领导素质。这些人往往是优秀的演说家，以话语和手势语见长，他们有能力让其他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并吸引支持者及国人的好感。通常认为，这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才能，在文学中得名为“charisma”，源于古希腊语“神赐”。
在天主教神学中，这一概念意味着上帝为了教会的利益而赐予某个凡人的某种特别的精神才能。在政治学中，“神赐”这一概念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1864～1920）首次分析。韦伯写道：“被称为‘神赐’的是这样一种个性的非凡品质，由于有了这种品质，此个性被认为具有别人无法获得的超自然力的、超人类的、至少是独特的力量与特性。这种品质在伦理、美学或者其他角度如何得到客观正确的评价在很多情况下都并不重要，只有一点是重要的：他如何在事实上被受到领导人个性感召力影响的人们、即他的追随者所评价……经济不受纯粹‘神赐’的影响。在他起作用的地方，他构成‘使命’一词的情感意义：即使命或是内在任务。他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要求。”
罗斯福、丘吉尔、科尔、卡斯特罗、霍梅尼、甘地、毛泽东、铁托、曼德拉，这些都是20世纪有个性感召力的领袖。在苏联，这类领袖无疑是列宁和斯大林。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也笼罩过特殊使命的光环，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就从来没有过这类个性感召力。
90年代初，叶利钦无疑是有个性感召力的领袖。1993～1994年日里诺夫斯基也曾有过很强烈的个性感召力，当时他拥有一大批狂热的追随者。1995～1996年，许多政治观察家谈到亚历山大·列别德的“强大个性感召力”。正如一切不大为人理解、几乎是超自然力的事物一样，无论对领袖本身，还是对其不久前的追随者，这种个性感召力来去都很突然。智力、导师、传道者或是预言家的才能造就精神领袖，人们把他们的每句话都当成启示。
但造就有些领袖的不是话语，而是行动。这些人具有巨大的内在能量、集中得不同寻常的意志，他们果断而孜孜不倦。仿佛正是这种巨大的内在能量、孜孜不倦的精神，还有对人们为俄罗斯复兴做出努力的号召，这一切造就了许多俄罗斯人今天对普京的特殊态度。
个性感召力本身既不是美德，也不是缺陷。它使领袖的影响力增加，但无法决定其行为的方向与方法。普京如何利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众多俄罗斯公民对他的信任与独特感情呢？政论家塔拉索夫认为：“第二任总统面临着难以处置的遗产。俄罗斯、甚至西方很难有人相信，一名不为人知的安全部门上校有能力很快从一名职权有限的官员成长为一名地缘政治的玩家。他能够使自己的政治生涯不受任何影响而开始推行一系列极为必要的改革，建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具有吸引力的新价值体系。弗拉基米尔·普京几乎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人们相信他，并追随他。他是一个实干家和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但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正在于，充满了怪现象、矛盾和奇怪的组合。”
稳步的经济增长
2001～2002年，世界总的条件对俄罗斯经济不甚有利。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缩减，美国、西欧、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都不超过2％，“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石油与其他能源的价格在2001年下跌，在2002年也很不稳定。冶金、有色金属、化肥与森林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结果导致俄罗斯出口额从2000年的600亿美元降低到2001年的500亿美元和2002年的450亿美元。能源与原料产品的高价位及卢布贬值、出口替代等对俄罗斯具有正面因素的效应在2001～2002年已经不起作用。在这种条件下，许多经济学家预言，2001～2002年俄罗斯即使生产不下降，也会出现经济停滞或零增长。普京的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也持悲观看法。按照他的观点，俄罗无法有效地利用1999～2000年从国外飘来的那场“金雨”。因此国家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