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八年（1580），卒于天启二年（1622），享年四十三岁。有学者认为，一楷刻《素娥篇》风格较成熟，当于万历四十年以后，其时，一楷已过三十岁。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2）
《素娥篇》叙写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武三思“从行诸姬，次第进御，云雨巫山，兴浓辄极。当时所幸，数人最著：桃姬善词；小桃歌之；桂娥喜吹；佛奴庶几；兰姬善弈，弈称国敌；宝儿握搠，亚斗其侧；紫云草书，雅亦善酒；云英善舞，巧笑倩口。余皆灼灼，有名莫传。”作此铺垫之后，叙写素娥道：“素娥虽未幸，实其行中第一，然质居人先，选居人后，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难得近三思身。”然后叙写素娥抑郁心情，作《春风荡》、《长门嘲》诗以自荐。素娥终得近三思而受宠。以下叙写二人“皆遇景生情，遇情生势”。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阴与阳，把两性行为艺术化。《素娥篇》四十三幅行为图，不同于《花营锦阵》等春宫图。它不是某种性行为技巧的图解，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艺术化，有几幅图绘双人优美舞姿的定格、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哲思的形象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为日月合璧，妙夺天象，是一幅优美的双人舞蹈图。与之相配的《长相思》词为：“日东升，月东升，乌兔分司昼夜明，原来不并行。天无情，却有情，合璧潜通日月精，趣处妙难评。”可以说是对性美的礼赞。第十八《囫囵太极》绘“太和元气”、“阴阳交泰”。第四十一《碧玉连环》其意境与《花营锦阵》之《解连环》不同。《花》图绘侧卧交接姿势。而《素》图绘二人坐立拥抱亲密无间，而不重实用技巧。《素娥篇》故事结尾时，狄仁杰突然出场，要求会见素娥。素娥不敢相见，自称是花月之妖。与狄仁杰会见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后来武三思亦退居该山，二人得道成仙。《素娥篇》以散文、诗词、绘画结合，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性美而不是性恶的新观念，并企图告诉人们：性的满足是一种艺术的感觉，和音乐、绘画、诗词是相通的。
《春梦琐言》刊于崇祯年间，篇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祯丁丑春二月援笔于胥江客舍”。沃焦山人待考。现存日本传抄本。沃焦山人序谓：“盖世有张文成者，所著《游仙窟》，其书极淫亵之事，亦往往有诗，其词尤陋寝不足见。至写媾和之态，不过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顿觉无味。”这种褒己贬人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春梦琐言》正是模仿《游仙窟》而作。小说叙写书生韩仲琏游山水时步入一洞，出洞见一庭院，由两丫环引见主人李姐、棠娘。仲琏夜宿不能寐。李姐、棠娘秉灯而入，乃交欢。山鹃叫过屋顶，仲琏警觉，已失两女所在，凭石而坐，置素李、海棠两树间。两女为树精。仲琏怅然题诗而还。情节、人物设置颇类《游仙窟》。《游仙窟》产生于唐开元年间。在唐代文士笔下，性爱不是罪恶的而是欢快的美好的。所写“下官”与十娘的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只是自然的任凭感情自由抒发，这是只有在比较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才有的心境。《春梦琐言》也反映晚明士人在幻境中的婚外恋，视性美而不是恶。这可以看做晚明士人在早期启蒙思潮影响下向唐人开放思想的回归。不单是文学形态上的模仿问题，这说明晚明士人向往唐人创造的《游仙窟》那样的文化氛围。《春梦琐言》开头交代仲琏对女子“无一所勾引”，“及岁二十有五，未践烟花之衢”。想说明他的童贞身分，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伦理道德的观念更重。“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的浅淡，不如《游仙窟》中“下官”那样淳厚、情深。《游》与《春》都是写远游客来到神仙洞，吸引了洞中的女子，由初步的交流而生情，由情而性。性后仓促离别，未再发展性之后情的升华。在情的浓度深度上不如现代小说《廊桥遗梦》。中国明代的艳情小说往往过分地注重肉体感受、注重房中术的运用、注重奇异的假想。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各自的成就与特点，已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总体评价上来说，其历史价值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如意君传》等艳情传奇名篇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代某阶层①《春梦琐言》，今存日本传抄本，五十年代高罗佩据日本抄本排印二百部，分赠世界各地汉学图书馆。沃焦山人序谓：“或曰：是记嘉靖朝南宁侯妻之弟，私丁陵园事，内监胡永禧所作也，未知果然乎否？”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246页著录：《春梦琐言》胡永僖（禧）撰，即据沃焦山人序。有学者认为，《春梦琐言》有些句子，与明末文言小说不同，“露域外汉文之若干特色”。②李剑国撰《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册）137页谓：“然神仙窟宅徒具其名、一似平康里巷，十娘五嫂全无仙气，迹近娼门。”
的性行为、性心理与性观念，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文献资料。《如意君传》写到“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具体写武氏、敖曹仿民间习俗，提供了极有研究价值的古代人虐恋行为。第二，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独特创造，成为明代文言小说史不可或缺的环节。《痴婆子传》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与倒装叙事手法，如果没有这一特例，人们还会误认为倒装叙述是“西洋小说手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后，在东南个别地区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肯定个体需求，主张自然顺性，出现了童心说、唯情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进①徐朔方：《关于〈素娥篇〉》（《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4期），章培恒：《如意君传》提要（见《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黄霖：《痴婆子传》提要（同上）；萧相恺：《稗海访书录·痴婆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星琦：《〈痴婆子传〉发覆》（《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1期）等论著，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作了独到的科学研究，笔者从中获益良多，谨致谢忱。步的思想，成为小说家认识社会人生的武器。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对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敢于描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写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点，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如意君传》等作品实为这一进步思潮的必然产物。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所以说，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长时期走不出“禁欲——纵欲”的怪圈。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这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不可能有科学的性观念，写不出更为美好的健康的艳情。有位哲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应如是观。
第三讲 ︽金瓶梅︾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对小说艺术的新开拓
《金瓶梅》为潘金莲等立传的开拓意义（1）
《金瓶梅》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立传的开拓意义
《金瓶梅》原稿书名《金瓶梅传》，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廿公的《跋》中都是称为《金瓶梅传》的，是在三位女性人物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此书本是以西门庆为主人公，而作者却用三位女性的名字标书名，这说明作者十分重视他塑造的这三个人物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而李瓶儿又是潘金莲争宠争地位的对手。庞春梅是潘金莲的知音。潘金莲成为《金瓶梅》女性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明万历刊本书名中“词话”二字是刻书人加上去的。我们应该恢复书名的本来面貌，叫做《金瓶梅传》，作者是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立传的。书名不标为《西门庆传》，而标《金瓶梅传》，这与作者受《如意君传》的影响、启示有关。《如意君传》本来是以则天皇帝武媚娘为主人公，但没标为《武媚娘传》，而标《如意君传》。小说写武氏对如意君薛敖曹的性欲需求。敖曹平民出身，小心翼翼顺从武氏、陪伴武氏，精神上有苦闷。敖曹与武氏之间的性关系和金瓶梅三人与西门庆之间的性关系相类似。作为艺术典型，金、瓶、梅三人性格复杂、精神苦闷，道路
曲折，比西门庆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成功，亦具有开拓意义。读者对潘金莲形象的接受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主要有三种不同评价。第一种意见，说潘金莲是天下第一淫妇（其实，她不如《如意君传》中的武氏更淫）、坏女人。认为她性格的核心是淫荡、嫉妒、狠毒。“潘金莲谋害人命，作恶多端，身首分离，剖腹剜心，死有余辜”。第二种意见，说潘金莲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她是个害人者（鸩杀亲夫武大郎、帮助西门庆设拖刀之计逐走来旺害死宋蕙莲、吓死官哥打击李瓶儿、打骂秋菊）又是个受害者，被卖当丫环为张大户收用，被迫嫁给武大精神上极度苦闷，被西门庆引诱上钩终身为妾（等同于女仆役），受到西门庆剪头发、打皮鞭的摧残羞辱。从根本上来说，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是罪恶的封建社会的产儿，又是这个罪恶的社会毁灭了她。第三种意见，在看到她淫荡、嫉妒、狠毒的性格之外，在淫荡的表象之下，她体现出某种少见、女性的主动追求与抗争。她争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机。她狂热的赤裸裸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遏制。贞操观念、纲常伦理，在潘金莲意识中完全冲破，是淫荡的反叛、畸型的亵渎。她“有欲”“无德”。作者从自然本性而非道德角度描写女性世界，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觉悟，显示了新因素的萌动聚积。有学者更明确说：潘金莲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她的产生不可能过早，必有待商品经济的发展。潘金莲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是灌注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有人提出反对以封建观念评论潘金莲的行为处境，认为武大是封建势力的替死鬼，武松是封建伦理的卫道士，对武松杀潘金莲、武大被鸩的实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在川剧《潘金莲》演出
之后，更形成重新评价潘金莲的一个热点，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潘金莲形象的文章。有的评论者指出：潘金莲人物形象表现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她作为淫妇所蕴含的道德沦丧。有人更进一步从美学角度，认为“丑”女潘金莲形象作为反理想的丑艺术对道德全面轰击与对传统“美”肆意破坏，在美学领域功不可没。对我们读者来说，以上三种意见都可供参考。三种意见各有道理也各有偏执。笔者在文章中曾发表过第二种意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论、妇女观进一步分析潘金莲形象，既应肯定作者塑造潘金莲形象的开拓意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亵渎反抗封建伦理，揭露封建主义的虚伪与罪恶），又要进行阶级分析，看到作者塑造这一形象表现的纵欲、反理想、反理性、无视道德规范的局限性。作者多层面多层次地刻画潘金莲的性格，塑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这在艺术史上是一个突破。二百年后，曹雪芹塑造王熙凤时，充分注意借鉴了潘金莲形象的艺术经验。潘金莲是在西门府妻妾争宠的矛盾中表演她的淫欲、嫉妒、狠毒的。她也想争地位，对吴月娘先拉拢后打击，不满于吴月娘的正妻地位。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失掉了依靠，即刻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府，寄居王婆家，被武松杀死。她贪求财物，向西门庆要服装、首饰、床帐。她聪明、有心机、善言辞、多手段。王熙凤也具有以上这些性格，由于典型环境不同，王熙凤的权势欲更突出，显示出贵族妇女的派头。潘金莲则显示出小市民习气，权势欲不强。明清文人有一种意见，认为潘金莲即潘六儿，六、陆同音，作者写潘金莲影
射了明嘉靖时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佞臣陆炳。这种看法仅供考察作者创作政治背景的参考。李瓶儿是西门庆第六房宠妾，是潘金莲嫉妒的主要对象。张竹坡《第一奇书》六十五回评语说：“如耍狮子必抛一毬，射箭必立一的，欲写金莲而不写一与之争宠之人，将何以写金莲？故蕙莲、瓶儿、如意，皆欲写金莲之毬、之的也。”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说，没有李瓶儿，就没有潘金莲。作者是在与瓶儿对立争宠的斗争中为潘金莲立传的。当然，李瓶儿形象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金瓶梅》崇祯本评语很准确地指出李瓶儿的性格特点：愚、浅、醇厚、情深。瓶儿在作者笔下，有和潘金莲一样强烈的情欲，按着传统道德观念衡量，她也有淫荡的行为，是不贞洁的女人。因为作者具体真实地刻画了她痴爱、情深的性格，虽淫但不是淫妇，虽有缺陷但不丑恶不引人憎嫌。作者塑造李瓶儿形象的开拓意义，在冲破传统道德观念上不如潘金莲形象来得猛烈、彻底，但在突破传统的美学观念上，在改变人物性格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坏的单一化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李瓶儿先在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梁中书是东京蔡太师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这时李瓶儿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少女时代的。梁中书家遇难，梁中书与夫人逃生。李瓶儿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嫁给花太监的侄儿花子虚为妻。花太监有病，告老还家，回到清河县。花太监死后，一份家财都给了李瓶儿与花子虚。在花家，李瓶儿曾是花太监的玩物，花子虚对她没有真情。花家与西门庆隔墙而居，花子虚是西门庆会中的十弟兄之一。李瓶儿托请西门庆帮助教育花子虚。西门庆表面热情答允，背后让浮浪子弟勾引花子虚
更加沉醉在妓院。在对花子虚失望之际，李瓶儿背着花子虚与西门庆通奸。在花子虚、西门庆对比中，她的心倒向了西门庆。自此以后，她一个心眼只在西门庆身上。自此以后李瓶儿完全信任西门庆。花子虚因被告独占家财，被抓去东京。李瓶儿托西门庆打通关节解救花子虚。
《金瓶梅》为潘金莲等立传的开拓意义（2）
李瓶儿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寻人情用。西门庆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许多！”妇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床后边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信着他，往后过不出好日子来。眼见得三拳敌不得四手，到明日，没的把这些东西儿吃人暗算明夺了去，坑闪得奴三不归。”许多细软金银宝物抬到西门府，送到月娘房中。西门庆得了一大笔钱财。自此以后，李瓶儿再也离不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