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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恐怕也有些奇怪：“ 你们干嘛不敢反咬一口？”于是它们胆子大了，公然在这两个被折腾得连翻身都困难的“ 囚犯”眼前，蹿来蹿去，毫无恐惧之意，但恐惧症却压倒了廖总工程师。
“你还是申请出国，到你女儿那里去吧！”
他连一丝走的念头都不抱，倒反转来劝于而龙：“ 我认为你还是认真写份检查，搪塞一下，可以少受好多苦，放下你那种殉道者的自尊心吧！”他指着于而龙手里那本牛津版的《英语初阶》：“ 学那劳什子还有啥用？”
“我花钱也请不来的私人教师啊！老廖，精通三国语言的小狄，夸你的英语口音是标准的牛津腔调，虽然书面气味浓点，但很有绅士风度，她认为适合我学。”
“我越看你越怪，什么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学英语，知识即罪恶，明白吗？要不是你懂俄语，人家哪会批你的修正主义？要不是你看那些外国著作，而且动不动就引用，小将们也就不能打你个崇洋媚外了。”
“照你说，白痴最安全了。不，老廖，那对我来讲，还不如死去好呢！我认识一位老同志，解放前搞城市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判了五年，坐在牢房里。感谢马克思，也不知以前哪位难友，留下一本列宁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别的难友都不感到兴趣，他整整啃了五年。老兄，你现在要去听听他的关于经济危机的报告，保管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政治课教员讲得精彩。给我讲讲被动语态吧，别惦着晚上的批斗会啦！”
他叹息着：“我实在没心思啊……”
“我弄不明白英语的被动语态和俄语的语法习惯有何不同？你是学过亨雷的《比较语言学》的，给我讲透彻些，被动语态在科技书籍里经常出现，我要搞通它。”
“搞通它到英国去读伊顿公学、哈罗公学？”老头子一脸苦笑。“不是那年纪了！”
“我才五十多岁，老廖，你也刚六十出头，怎么，今日悟道，明天就死么？亏你白有那么多学问了。”
“好好，我给你讲，被动语态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亨雷教授认为：每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总是会……”他讲着讲着又想起来：“老于，我们已经在一分厂、九分厂、一零一车间作了检查，接受了批判斗争。今天是锻压中心，哦，那些个哥儿们的手劲可是挺大的，敢扭断咱们脖子，真要命咧……”
“嗳，老廖，动词改为过去时态加上be，可是我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你最好去请教萨克雷、狄更斯、笛福，或者萧伯纳去吧！哦，还有个四分厂，转业兵多；对啦，铸造中心的关不好过，那些模型工，翻砂工的火气可不小。”他转回来问捧着《英语初阶》的于而龙：“老于，咱们还有几处没有磕过头？”
于而龙见他掰着指头计数：“你不在算？”
“糟，搞乱了，重新算，一分厂、九分厂、一零一车间……”每提到一处，两个人心里就一咯噔，望着那些藐视他们的黄鼬，想着当初设计工厂时，厂区惟恐不大，车间惟恐不多，两个人有着无可名状的悲哀和悔恨。《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一个财主在地狱里，被狱卒灌着他生平暴敛钱财所熔化的铜汁。蒲松龄叹息着，生前惟恐其少，此时深恨其多，但那是自私贪婪的报应。“ 可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动力学家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
廖思源怎么也算不清，尽管那是道最简单不过的加减题，关键就是恐惧，他并不羞于承认，连自杀都打算过的，还在乎这点丑么？“……是这样，当时我得了一种恐惧症，老伴大概也是如此，她顶不住，就先我而去了……”
也许总工程师最使于而龙喜欢的性格，就是坦率。
但是，到了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他却走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终究是要和符合历史总趋势的大多数站在一起，并且生死与共的。
甚至在那架载有廖思源的波音飞机，离开跑道，腾空而起的时候，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影像，在于而龙脑海里同时交叉出现。一个飞到外国去了，一个留在了石湖，都是和党有过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差异？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吧？但是，他还是向那愈来愈小的机影说：“廖总，你无论如何不该走的呀！”
郑老夫子却是死也不曾离开石湖……
一九四七年是石湖支队相当困难的一年，也是于而龙和芦花生死离别的一年。好容易打下的地盘，差不多重新落入敌人手里，日子很不好过，他们又过起流动转移打游击的战斗生活。已经派几起人去接郑老夫子，要他离开石湖，到老根据地去，或者到他认为可以藏身的地方去。但固执的近乎迂腐的老先生，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最后，支队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他接到游击队里来，多派几个人照顾就是了。因为他和民主政府一直合作到今天，是很遭国民党嫉恨的，尤其是卷土重来的王经宇，肯定不会轻饶。于而龙亲自来到闸口劝说动员，由于部队撤出湖西，这一带越来越紧张了。
他执拗地晃头不同意：“无非一死，何足惧哉！”
“毫无必要的牺牲嘛，你老人家还可以为革命做许多事。”
“我不能给你们出力，反而添累赘，二龙，你别讲了，我是宁死也不从的。快走吧，敌人说来就来，太危险——”果然，教堂响起枪声，还乡团进了镇，他们占领着制高点，控制住钟楼，居高临下地射击着，吆喝着。
“出来，共产党，今天你跑不脱啦！”
“不投降国军，老子们就毙了你！”
跟于而龙一块来的通信员长生，正在船上等着，这时，被还乡团的火力隔断，也无法接应支队长了。
郑老夫子说：“ 你只手难敌双拳，何况他们人多，如今只有一个法子，好在天黑，你穿上我的大褂，我换上你的短打，他们不是叫出来吗！咱们一块往教堂走，到了钟楼下，你就贴墙根穿小巷出镇——”
“你怎么办？老夫子！”
他沉稳地笑着：“二龙，我已是垂暮入土之人啦，快走吧，该来不及了！”
“你老人家——”
“大丈夫要当机立断，不能以小失大，我在世上还能活几天？你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把他的长衫递给于而龙：“ 快，快换上，迟则生变！”老人严峻的目光，深含着剀切的情意，于而龙激动地抓住了他的手，怎么也不肯接那件衣服，老人激动地催促着：“二龙，你应该深明大义，好心肠有时倒会坏事，快点，就听我这多活几十岁，算是一个长辈的话吧！”
“滚出来！老子摔手榴弹了！”还乡团在钟楼上嚷着。
于而龙拉着郑老夫子，推开大门，走了出来，老人关照他：“ 走得慢些，天色还有点亮，别让他们看出马脚来。”
“把手举起来！”钟楼上命令着。
他们俩并肩往教堂走过去，那只是不多的几步路，因为房子几乎紧挨着教堂，郑老夫子就在那十几米长的小巷里，向于而龙倾诉了一位知识分子最后的话：“ 二龙，自打跟你们在一块共事，是我这一辈子最痛快的几年，就是闭眼，也不枉此一生了。现在，你该快步走过去了，贴着墙根，他们看不见的。放心吧，二龙，士为知己者死，我不会辱没我自己，也不会辜负共产党的！”他不容于而龙犹豫，竟放下手推了一把：“快走，多保重吧，孩子……”
老夫子当夜落入了王经宇手中，石湖支队还来不及采取措施营救，第二天，就传来了他和其他五个基本群众一块被屠杀了的消息。
曾经预言老秀才最终必将离开石湖的王纬宇，听到老人壮烈牺牲的详细情况以后，装哑了，再也不做声。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早在两年前，还是赵亮头悬西门的时候，王纬宇就结结实实挨过一记响亮的耳光。
其实老夫子并无意给他这个教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虽是临死时才说出来，但肯定是早产生这个想法了，所以对王纬宇不怎么亲热，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老先生为赵亮的不幸惨死，找政府来了，老泪纵横地对大家说：“烈士的头颅还在城门上挂着，不能收殓，不能掩埋，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心安哪？想办法，各位，别坐在这里发愣啦！”
大伙儿拿不出个准主意。
老夫子急了：“你们还指望着唇枪舌剑，说得鬼子汉奸发善心吗？”
在场的王纬宇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因为责成他和他哥谈判营救的，便反驳着老人：“ 事情不像你老夫子想得那么容易，你以为是摇笔杆做祭文，坐在那里胡诌几句就行了？”
但是老夫子悼念赵亮的祭文，使许多战士、乡亲，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他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大家能听懂的半文不白的语言写的，连鲁迅说过的，“ 革命岂有被人头挂退”的名言都引用了。他说：“这也是我为赵亮政委，能尽到最大力量的一点心意了。”
王纬宇火了：“听这口气，赵亮同志的牺牲，是我的责任，或者说，是我蓄意谋害他的了。”
“你这个人——”于而龙止住他。
老秀才讲：“我并非那个意思，你也不用朝那些地方想，反正，我早先是寄希望于你和令兄的谈判上。如今，人头还在挂着，大家还等着靠嘴巴去打仗吗？我不晓得你们手里的枪，是做什么用的。哀兵必胜，这是古人早讲过的。”
终于组织了一次突袭，于而龙正面带着部队去夺西门，芦花领人混进县城，负责策应和牵制，才把政委的头颅从城门上抢到手。回来的路上，与沿途警戒的王纬宇碰上头，三支人马一块到了三王庄。船一靠码头，最先看见的，是那位穿得周周正正，虔诚守候着的老先生。哦！大家都明白，只有在最隆重庄严的时刻，老夫子才这样一丝不苟地穿戴的。
王纬宇轻轻哼了一声：“ 又该献出那篇祭文，他的最大心意了。”
于而龙瞪了他一眼：“不要那样看人。”
他撇撇嘴：“说说空话再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王纬宇绝对料想不到，亲手接过赵亮遗骸的老秀才，领着人们朝岸上走去，来到三王庄湖滨大街，一口黑漆光亮，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棺材，停放在街心，鲜明地映入了人们的眼里。
王纬宇吃一惊地陡然站住，正是郑老夫子的心爱之物，不知油漆了多少遍的寿材啊！“ 不可能！”他心里想：“ 绝不可能，他哪会舍得？”王纬宇不相信，然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看得真真切切，是那口费了二十年心血，甚至早死的王敬堂都羡慕的柏木十三元棺材，他的脸刷的全白了。即使真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一巴掌，也比这种无言的惩罚要轻松些，因为并不是个别人听过他的议论：“要不是那口寿材，用绳子也拴他不住，早到南京或者重庆去了。”
这时候，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老人家打开棺材盖，把这位播火者仅有的遗骸，放进去；同时，还把赵亮总裹在薄薄行李卷里的一双布鞋，那是他妻子在红军离开江西苏区时做好给他的，一直没舍得穿，如今，也放在棺材里和他永远在一起了。
也许他妻子在给他这双鞋时，盼望着他能穿着这双鞋回去，也许还在油灯下等待，也许能在梦中相见，但是她的丈夫，从此一步不离地留在石湖了。
“老人家，你——”芦花望着这位令人钦敬的老夫子。
老先生懂得她的意思，他说：“ 应该的，他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人，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合拢了棺盖，他后退一步，向终于回到同志们和乡亲们中间的一位红军战士，深深地鞠了个躬。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纬宇在谈论另外一位老夫子的时候，口气就相当缓和，不再讲得那么绝对，而且尽可能不流露辛辣的嘲弄。于而龙明白，并不是怕抬出棺材来而弄到下不了台，也不是他对飞广州去的廖思源产生什么好感，很清楚，是由于天气的缘故。
现在，王纬宇亟待照料的事情太多了，包括那位总受夫人支配摆布的老徐在内，都需要适应冬天过后，已经来临了的春天气候，虽然寒意未消，但也开始红杏枝头，春风一线，早晚有大地春回、万紫千红的那天，所以，他们都在考虑换季的问题。适者生存嘛！这是达尔文学说的精华，何况他们这些政治上的候鸟呢？更要寻找或者创造最适宜他们生存的条件了。
王纬宇说：“走了，廖总终于走了，可惜！”
于而龙对于最近常来串门的，这位兴致极高，一坐聊个没完的客人，并不太感兴趣。
“走了好！”王纬宇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十分同情地加了一句。
“为什么走了好？你倒说说看。”
“彼此心安，何况他早早晚晚总得走。”
“他本来不至于出此下策。”
“怪我吗？听你的口气！”
“岂敢怪你革委会主任，怪我自己。”
“怪你？”
“自然，我太无能了。”想起那天“将军”委托他去送廖思源的话，于而龙内疚地说。
王纬宇望着楼道里、走廊里、以至书房里都堆放着的书籍什物说：“真是物在人亡了。”
“三十年后，你有资格嘲笑了。”
王纬宇已经忘了他哥杀害的老秀才了，哦哦了好一阵，才在被近来繁忙的社交活动，搞得一塌糊涂的脑子里，想起那始终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老学究：“哦……那位老先生至死也留在了石湖的，这一点，倒是叫人钦佩。我想：可能秀才先生是圣人教诲出来的，而总工程师则是喝洋墨水成功的，所以，注定他们结局之不同吧！”
“不存在脱离社会的人，我不能预测秀才先生活到今天，还能不能和我们同生共死！难道廖总认为西方是极乐世界，才向往而去的吗？他在外国削过土豆皮，知道那里不完全是天堂。假如他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和千疮百孔的土地，也不必二十五年前回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该到了吧？”
“还在广州。”
“怎么回事？”
“等他女儿——”
“哦，看来，廖总也许早就有了外心。”
于而龙有点生气了：“不要把人想得那样坏！”
“不过，也用不着把人想得那样好。”他站起来要走了，又是老规矩，迈门槛告别的时候，才谈正题：“ 你要求回石湖探亲休息一阵的报告，老徐批了，请你暂缓，如何？”
“为什么？”
“因为我要出国，老徐让你早一点到厂里上班呢！”然后以遗憾的腔调说：“可惜廖总走了，要不，又可以唱‘ 三岔口’了。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位知识分子也太不给阁下留脸啦！”
他没有被激怒，因为王纬宇要出国这件事，似乎使他回到当年最后攻克县城那一仗，正是由于抓住了国民党主力部队调防的空隙那样，一个再好不过的战机出现在眼前。王纬宇前脚刚走，马上给周浩打电话。
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二龙，你在干什么？”
“我打算回石湖去，跟你说过的。”
“听说好像不太同意，是吗？”
“你呐，‘将军’？”
“非走不可吗？”
“而且马上——”他急切地说。
“那怎么办呢？……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