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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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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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离开了,毕竟新的生活是开始了。自己在香港生活,自由的心、自由的手脚。那种把自己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怕是这个女子一生都在追求的。
    当轮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看见了一片喧闹。她后来在《倾城之恋》中,记下了那时的纷繁:“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 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 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 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 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朋友,张爱玲时常被她拉着到处走动,使她有机会洞察香港生活的丰富与繁杂,也促使她思考这乱世的人生,对她后来的创作倒是裨益匪浅。
    炎樱算得上是张爱玲难得的闺蜜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从青葱水月到年老华发,从同窗求学到浮沉人世,辗转中国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国,历经战争、和平、聚散、别离,始终连绵不断,贯穿始终。
    然而,战争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怀揣梦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挡了她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眼看着快毕业,她将有希望去英国深造,战争却又降临了。
    年12 月,日本进攻香港,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军队发起了强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了主人翁九莉初闻港战时的心情:“‘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 ‘’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 ‘七八张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当地人看来,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开战的消息并不像在内地一样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张爱玲一向对任何事冷眼旁观的作风,她对战争,自然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的同学们因战争无端免去一次考试而高兴得活蹦乱跳;女生们倒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炎樱冒死去看电影;一个年轻人因受伤暂时受到众人的关注而洋洋得意;空袭之后,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影票”(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在她眼里战争没有什么政治、民族色彩,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样。人们一边本能地惊慌着、恐惧着,一边对严峻的形势毫无意识,在战争中继续扮演这素日里原有的虚荣、自我、自私。
    港大挨着英军的一座要塞,引来日军飞机的轰炸。张爱玲和同学们只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藏身。外面延续不断的轰炸声和“忒啦啦拍拍”如雨打荷叶般的枪声,听得人惶恐而又刺心。禁闭了几天后,张爱玲随部分同学去防空总部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
    以张爱玲的性格,这么做纯属情非得已,并非真的想做一个守城的自愿者。学校停课,离开学校,她没有任何去处,吃住堪忧。只有领了证章,才可以解决迫在眼前的膳宿问题。然而,战乱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无保障的,饥饿、恐惧、流血、死亡随时接踵而至,人生的安稳变得脆弱渺茫。她曾连续两天没吃任何东西,“飘飘然去上工”,“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乱中的生死,不过是一线之差。在一次飞机轰炸中,张爱玲切身感悟了生死边缘的隐痛。当时,一架轰炸机俯冲而来,张爱玲和同学们慌忙躲闪,缩在门洞子里面。她虽是防空员,但那身份此刻与她已不相干,她是“不尽职的人”。
    张爱玲用防空员帽子罩着脸,黑了好一阵,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这一次,她被莫名地送到了死亡面前。“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吗?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尽管眼前的一切令张爱玲触目惊心,她居然仍能淡定地做一个局外人。她在防空员驻扎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醒世姻缘》和《官场现形记》,马上自得其乐,埋头阅读,如痴如醉,浑然忘记窗外如火如荼的战乱。在此起彼伏的轰炸声中,她一边读还一边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由于屋里光线暗淡,几天下来,她的眼睛已患深度近视,她倒也不担心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可是她却不想,一个炸弹下来,读书又有何用呢?其实读书于她,已是一种本能,她后来去做护士也是躲在一旁看书。
    十八天的攻城,香港沦陷了。战事的平息,好比灾难离去,人们立刻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中。“我们暂时还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和同学一起,满街找冰淇淋和唇膏,带着久违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用独到的视角,看透世人原始的本相,令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可笑、可怜。战争、死亡、对生命的不可知,使很多人害怕了无牵挂的空虚与绝望,仓皇中想抓住点什么。于是人们貌似懂得了怜惜眼前人,没结婚的都赶着去结婚。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为白流苏和范柳原设计的结局,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些匆匆结婚的人。“她(流苏)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争停息后,张爱玲和她的同学又去“大学堂临时医院”当看护。当然,这也和她当防空员一样,情非得已。
    这里的病人主要是中了流弹的苦力和打劫的时候被击伤逮捕的人,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普通病人。空气中满是污浊,视线中充斥着流血、流脓、腐烂、奇臭、残损的肢体,麻木扭曲的表情,耳边更多的是痛苦的呻吟……张爱玲憎恶、恶心这一切,称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屏风后面是她的世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看书,用书遮挡外面发生的一切。张爱玲具有与人无害的自私和坦率的冷漠,唯美至上,缺乏常人应有的同情心。病痛哀叫,对于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生命如此脆弱,谁能来得及同情这个世界?
    面对死亡,她倒有如释重负的感受:“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柳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嘲讽着自己和同伴的态度,但并无自责和道德上的批判。在她看来这就是人的真相,自责和批判又有何用?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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