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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然也是第六届农讲所的宗旨和任务，学员们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上课之前就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和学习的热望。
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深知要办好这个讲习所，需要更多人共同的努力。所以，在讲习所开学不久，他就想到了前不久刚刚在林伯渠家见过面的郭沫若，如果能请他到讲习所来讲课，哪怕是作一次报告，对大家也是多么有益处的事情啊！
在讲习所中，有不少青年人早就知道郭沫若的名字，读过他的震撼人心的诗句，被他的革命激情所鼓舞和激励，很多人知道郭沫若此时也在广州，并且常在广东大学讲课，他们是多么希望能有机会也去听一听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啊！可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纪律非常严格，而且课程也十分紧张，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实现这个想法。
作为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学员们的心理呢？何况，他自己也那样崇敬郭沫若，想有机会亲聆指教。所以，毛泽东决定，请郭沫若到讲习所来作一次报告。当然，这是要通过党组织的批准的，而这一点，丝毫不成问题。郭沫若在赴穗之前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觉悟和思想认识，党组织不仅非常了解，而且是非常赞赏的。
为此，毛泽东就亲自登门拜访了郭沫若。
初夏的广州，天气已经很热了。但充溢在革命家心中的激情更是炽热得多。
毛泽东来到郭沫若的住处，这一次，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了，他们各自谈了谈对局势的看法和自己近来的情况，觉得两个人的想法是那样的默契，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烈。
毛泽东的声音依然是低沉委婉、从容不迫，而郭沫若当然是很努力地听，而且因为已经结识，有的话没听清也可以进一步询问，所以，这次谈话的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了。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他在介绍了这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大体情况以后，诚恳地向郭沫若提出了邀请，希望他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作一次报告。郭沫若当即欣然接受了邀请，他对于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一所培养农运干部的好学校，他很高兴自己也能为这所学校出一点力，做一些工作。
在约定的那一天，毛泽东又如约早早来到郭沫若的住处，亲自接他一同去讲习所。
那时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差，谈不上专车接送，而郭沫若又不肯乘坐人力车，因此，就和毛泽东一同步行到讲习所。好在郭沫若的住处离讲习所不远，二人还可以边走边看街景，边讨论问题。
郭沫若在讲习所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学员们严肃活泼的态度同时也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的报告热情而生动，学员们专心地听，认真地记录，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本人也被会场的气氛所感染着，和大家一起不停地鼓掌。
从郭沫若的讲课中，毛泽东感到郭沫若的许多想法都和他自己的非常相似。他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同志。于是，在讲课结束以后，立即决定正式聘请郭沫若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一决定，也完全符合讲习所全体学员的心愿，他们为能够再次听到郭沫若讲课而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
郭沫若再一次接受了讲习所的聘请。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团结紧张的集体代表着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给人们一种革命胜利的希望。他相信，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员，一定能够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农民运动的任务，一定能够很好地配合北伐军的斗争，他也深深地为自己能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在广州，郭沫若从来不拒绝为革命事业作宣传。他文思敏捷，语言生动而且富有感染力和煽动性，所以，他的每一次演讲都受到听众的热烈的欢迎。除了在农讲所的报告和讲课，他还在中共广东区委开办的“训练班”中，讲过“社会主义史”和“革命文学”两门课，把自己多年来从事文学事业和社会思想史学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广州各个进步组织也都慕名而来，请他作讲演。有一次，广东东山青年会同时邀请了他和毛泽东两个人到会演讲，郭沫若痛斥了当时的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把自己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讲授给大家，告诉青年们不要听任何反动分子的言论，而要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正确的认识。
1926年9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为了实际斗争的需要，300多名农讲所的学员在结业后，立即秘密地返回了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他们把在讲习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运用在各自的工作中，以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为榜样，创办了很多地方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各种训练班，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骨干。对于农讲所的宗旨和任务，他们始终也没有忘记，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的许多教员传授给他们的知识，他们也都灵活地运用了起来。他们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自卫军，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支援了北伐革命战争。
●六、北伐开始
经过紧张的酝酿和准备，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宣布正式挥师北伐。
北伐战争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战争。由于当时全国局势所迫，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其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入侵，而封建军阀更是不顾广大民众的利益，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在经过两次东征并剪除其他军阀势力，初步平息革命阵营内部争端，革命势力得以稳固之后，形势的发展要求国民政府和军队进一步把斗争开展起来，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推广到全国范围。
北伐战争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要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群众，铲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全国农民运动也正逐渐开展起来。北伐的群众基础已经形成，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武装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于北伐，郭沫若一直不遗余力地大力宣传大力推动。他的思想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还是在3月30日，即郭沫若到广州刚一个星期，他就在广东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悼念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
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么，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
在该校纪念“五四”七周年时，他又在演讲时指出：
要联合各界群众，继续‘五四’那种精神，将战线扩大，一致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下总攻击，勿独自为战！……现在的时局，比当年‘五四’，是何等加重！在这个时局紧张和责任重大之下，我们要一致努力抵抗一切恶势力。
“一致向前革命”，大力“促成北伐”，郭沫若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愿。他呼吁“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也是与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毛泽东在该文中就尖锐地批驳了资产阶级右翼“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主义”的观点。
郭沫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
对郭沫若来说，他决定来到广州，并不满足于在文化教育战线从事革命工作，尽管他是一介书生，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他得知很快就要出兵北伐，他能沉得住气，安得下心吗？。
郭沫若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当时也在广州的创造社后期成员、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阳翰笙和李一氓。他们听了，又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尽管后来郭沫若和周恩来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深厚的友谊，但郭沫若到广州后一段时间内还无缘很快认识周恩来，不像和对毛泽东那样，几乎是一到广州就见面，就交谈，就认识。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虽然也不太晚，大约是在到达广州后一个月（4月），郭沫若已正式上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一天，周恩来和另一位着名的革命党人伍朝枢到广东大学演讲，郭沫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台下听讲，算是和周恩来第一次面识。
那天周恩来讲的是工农问题和学生问题。对于周恩来讲演的内容，郭沫若倒似乎未留下太深印象，而对周恩来的口才和风度则印象极深，甚至在几十年后回忆还犹如昨日。
在此之前，郭沫若已听到很多人谈论过周恩来，也读过周恩来的许多文章和讲话，自认和周恩来神交已久，但一旦亲见，还是被周恩来的神采和仪表所吸引。不过，那一次，周恩来讲话完毕即离开了会场，郭沫若未能和他单独见面一谈，这让郭沫若遗憾了半天。此后，他和周恩来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也有过多次接触，但都只是一般性的聊天，未能深入地交谈。
6月21日至24日，亦即《北伐宣言》发表前夕，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战时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顾孟余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宣传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恽代英和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委员。周恩来同时被推举为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24日的会议上，报告了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会议期间，郭沫若和周恩来有机会深入接触。他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和审查了各种问题及议案。他们二人之间也更加深了沟通和了解。
对于郭沫若希望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北伐，周恩来当然是理解的，也是高兴的。
周恩来当时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正是由他负责。他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认为郭沫若如参加北伐，在政治上将会是影响很大。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也为了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大诗人大文豪负责，他不但上报领导机关认真研究，也作了周密的部署和考虑。
当时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合适于郭沫若的工作和岗位。
正好，此时北伐大军组建，在政治宣传方面尚需加强力量，就当时的情况看，领导尚嫌薄弱。
原来自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政策以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学习苏俄加强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但重视军队中士兵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重视群众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北伐大军顺利进军所向披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大军即将开发，虽然北伐军成立了政治部，但部属宣传科仍缺乏合适负责人选。别看这个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职位不高，其重要性却不可轻视。当时的情况是，5月，蒋介石已经策划了以排共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他的排共倾向已经公开，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把这一职务交给共产党员来担任的。而当时，郭沫若刚参加国民党不久，尽管他接近共产党，钦佩共产党，甚至更像共产党，但他毕竟身份是个国民党员，加之他的名气和影响，蒋介石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教授来低就一个宣传科长，郭沫若是不是愿意，会不会答应呢？看来是需要和郭沫若本人好好地谈一谈的。
说起来郭沫若之决定投笔从戎，亲身参加北伐，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共产党人孙炳文有关。孙又是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在当时革命工作中很负一些责任。他看到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久悬不决，心里十分着急。孙为人率真爽直，看到郭沫若有意投笔从戎，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对郭沫若说：
“怎么样？宣传科长，乌纱帽是小了一点啦！”
“那把你的秘书长的官衔让给我如何？这顶帽子不算小啦。”郭沫若故意和他开玩笑。
“我倒愿意把‘留守主任’的帽子让给你，就不知道行不行。”孙炳文也半开玩笑地说。
“谁稀罕你这‘留守主任’，‘主任’再大也是‘留守’；不上前方，让我当主席也不干。”郭沫若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要个什么名义？直说！”
“我只要革命的名义，别的什么名义也不要。”
“好，好。”孙炳文竖起了大拇哥。
周恩来办事要比孙炳文细致，他郑重其事地把郭沫若约请到他临时安排在南华银行楼上的家里，详细地谈当时的形势并诚恳地征求郭沫若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南华银行是英资银行，在广东颇有势力和地位。因为大革命起，英方见势不妙，趁早卷铺盖走了，银行大楼也就被征作革命机关办公。
说是周恩来的家，其实不过是间办公室，除了一张板床，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并不见什么家庭陈设，更感受不到一点家庭的气氛。
周恩来和郭沫若并非第一次见面，加之他们早就一见如故，虽然在郭沫若来说，这还是对周府的第一次造访，却并不感到陌生。又因为郭沫若是由李一氓和阳翰笙陪同，氛围更显热烈随和。双方在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坐下不久就很快进入了正题。
周恩来开宗明义地说：
“郭先生，听说你决定投笔从戎，这实在是令人兴奋鼓舞的事，我十分钦佩，也向你表示祝贺。”
“周先生过奖，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北伐虽不一定及于‘兴亡’，但至少是‘国家大事’，我这‘匹夫’还是‘有责’的嘛！”郭沫若和往日有些不同，显得比较谦抑，但他心里也的确如此想。
“国民军总部对郭先生意见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人之幸，国民军之幸。”
“哪里哪里，略尽绵薄，略尽绵薄。”
“不知郭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何意见，有何要求？”
“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郭某人要求参加北伐，不过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是为官谋职。”
“这一点我们深表理解。这也是我们对郭先生深表钦佩的地方。说起为官谋职，以郭先生现在在广东大学的职位和待遇，也就不会到我们部队中来了。”
“这倒是实话。如果为了求官谋职，我郭某人甚至还不会到广东这所谓‘蛮荒’之地来的啦！”
“是的是的，但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