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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秘诀
我在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警察驱车在街区和高速公路上追赶违章车辆，不由得感叹美国执法之严厉。毕竟有钱，电视镜头居然是空中航拍的，不知是美国电视台拍下的，还是警察部门拍下的。反正这种新闻的成本不会很便宜。有回又见新闻说，民众抗议，警察因处罚违章车辆，飞车呼啸，阻塞交通，甚至酿成车祸，得不偿失。因而，议会准备通过法案，轻微的交通违章，不准再上演“生死时速”。可是，另一部分民众又有意见了，他们担心如此以来新闻不好看了。
萨达姆被捕时，随身带着两把手枪。但他一弹未发，束手就擒。世界上善良的人都为此欣慰：杀人魔王终于落网了。可是，包括伊拉克人在内的阿拉伯人有意见了：萨达姆不是自命阿拉伯民族英雄吗？怎么如此窝囊？我们宁愿看到他成为烈士，而不愿意看到他成为乖顺的俘虏！义愤的阿拉伯人很希望看到萨达姆杀人无数之后，再次举起枪为那张灾难名单增添几个零头。如此，再多几个冤魂，萨达姆的高大形象就圆满了。这般英勇的场面，经妙笔描绘，或经电视镜头写实，自然也是很好看的。
“9。11”那天，我在昆明某宾馆里。电视里赫然播出美国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的消息，我愕然失语。房间里挤着很多人，他们多兴奋不已。那天我们聚在一起的多是文化人，他们见我神色凝重，便意识到自己的幸灾乐祸太不理性，太不人道，太不国际主义，或太不其他什么的，于是略露尴尬。可过不了几分钟，电视镜头实在太精彩了，他们又啧啧赞叹起来。几天后，关于“9。11”事件的碟片风行于市，购者踊跃。人们都说，太好看了，比美国大片好看多了。
我们自己好斗尚武，祸国殃民，殷鉴未远。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几十年里，偌大一个国家无异于一个超级斗鸡场。现在想起来，斗得头破血流的是成千上万斗鸡们，乐的却是从这种无聊游戏中渔利的政客们。那种场面，当然也是很好看的。全国人民不爱红妆爱武装，不分白天黑夜，走过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嘹亮。最高兴的是小孩子，经常可以看活生生的战争片、恐怖片。近些年出了些电视剧，专演那些年月孩子们穿着绿军装玩抓特务之类的游戏，动情地缅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好看的确好看，却是非常可怕。
文章写到这里，关于美国交通新闻的素材只是个引子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贫穷与专制。看看这几年世界上战乱与政变，便可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动荡；越是动荡，越是专制；越是专制，越是贫穷。海地大概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三天两头闹政变，变来变去，仍是国穷民弱，政权腐败专制；刚果因为贫穷，所以老是打仗；或者说，阿富汉因为老是打仗，所以总是贫穷；或者说，利比亚因为动荡，所以就搞专制；或者说，伊拉克因为专制，把个中东天堂富国变成了穷光蛋。贫穷、动荡、专制三者互为因果，以上句式中，“因为”同“所以”后面拿这三个词随意替代，逻辑上都是通的。但不管怎么变，依照人类嗜血喜暴的天性，统统地好看。打仗多好看！杀人多好看！
有个秘诀，专制的独裁者心照不宣：贫穷治国，万世法则。民众贫穷，便无反抗之力量；民众贫穷，便无觉悟之头脑；民众贫穷，便对政府感恩戴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我很敬重的政治家，他每年都在自己住所布施一次饭食，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被践踏致伤致死。曼德拉因此受到南非黑人父亲般的爱戴。倘若不是黑人们贫穷，曼德拉先生何以会有如此高的人望？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取其一端，曼德拉并不是专制者，而那些专制者却是努力实现国家贫穷的不懈斗士。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也好，塔利班也好，任何独裁的利益集团，都不会真正让民众富裕起来的。最起码的，大批衣食无着的穷孩子，穿上威武的军装，扛上沉沉的钢枪，还有人管吃管住，还可能当上军官，政府叫他朝谁开枪，他就朝谁开枪。这些孩子开枪杀人的故事，拍成影视片，照样好看。孔圣人若能高瞻远瞩，还应说句话：民可使饥之，不可使富之。
伏尔泰和年羹尧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风雅，懂音乐，通法语，喜欢写诗，甚至用法语写诗。他是个君主，看上去却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议地允许言论自由。他曾经说过：“老子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百姓爱说什么由他们说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墙上看到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不以为然，只淡然说道：“嗬！再挂低些，让人瞧个仔细嘛！”既然有人敢画讽刺国王的漫画，说不定也会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测，无从考证。我想纵然民间有很多段子流传，腓特烈二世也不会生气的。老百姓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谁
又动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准百姓编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儿。
这位感情丰富的国王做过的最冲动的事，只怕是邀请伏尔泰做客了。当时伏尔泰文名响彻欧洲，腓特烈二世自命艺术家和诗人，又会讲一口很时髦的法语，自然要同最杰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于是，他向伏尔泰郑重发出邀请。伏尔泰兴高采烈地来了，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王”。腓特烈二世却很谦虚，说自己最喜欢的称号是“伏尔泰的东道主”。这位好客的东道主封伏尔泰为法官，让他住进豪华的王公宅邸，领取丰厚的薪金。
伏尔泰的访问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请他，席间的谈论是高雅的，哲学、音乐、法语诗，甚至还有烹饪术。国王还常常请伏尔泰修改他的诗作。但久而久之，麻烦就来了。文化人天真起来就容易忘乎所以。伏尔泰见国王请他修改诗作，就真以老师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写诗到底只是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国王。这位国王的诗自然不敢恭维，尽管他的国王当得也许很出色。伏尔泰竟然笑话国王的诗，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引用国王的诗。国王认为伏尔泰这么做别有用心。腓特烈二世毕竟还算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诗作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阅，公开发表怕招人笑话。可伏尔泰的恶作剧等于是将国王的诗作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了，而这个版面通常是发表国内外要闻的。腓特烈不高兴了，伏尔泰也不愉快了。伏尔泰只好离去，回到他忍受了几十年的法国。
几乎在同时，中国正处大清帝国康雍乾盛世之雍正年间。雍正的宠臣年羹尧文韬武略，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对年羹尧说：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俩交情如此长久，从未有过啊！我俩要做君臣的榜样，让千秋万代之后人称赞，让他们羡慕得流口水！听了这席话，年羹尧真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雍正对年羹尧自然是累降恩泽。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一年，天显瑞象，五珠连贯，日月同辉。于是举国沸腾，以为吉兆。文武百官竞相进表，颂扬雍正英明盖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国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尧当然不敢免俗，也进表皇上，自然是好话连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称颂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为国事勤勉操劳。此语出自《易经？乾卦第一》，原话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化作成语，或说“夕惕朝乾”，或说“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们习惯中多说“朝乾夕惕”。年羹尧的灾祸就出在这地方。他只是把人们说惯了的“朝乾夕惕”说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龙颜大怒。这位当年发誓要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榜样的圣明之君脾气发得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年羹尧舍不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给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劳我也可给可不给！
年羹尧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给得罪了。这位中国的大臣远没有同时代西方的伏尔泰那么幸运。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监狱，因为他无意间带走了这位国王的法语诗集。这册诗集很可能让腓特烈二世在国际上丢脸。但伏尔泰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腓特烈二世还为自己做得过火而内疚。也许因为伏尔泰到底只是国王的客人，而年羹尧却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被认定九十二项罪状，其中三十二项都是问斩的罪。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狱中给雍正写了封信，言辞凄切，恳求皇上留他这犬马之身，慢慢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发慈悲，法外开恩，赐这位当年的功臣在狱中自尽。凡是皇上赐予的，不论祸福，都是恩典。年羹尧自尽之前，还得伏地长跪，谢主龙恩。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中国自古的天条是：朝廷永远不会错，皇上永远是对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姿势：叩首谢恩！
伏尔泰事后回顾自己的普鲁士之旅，万分感慨：谁若相信自由、多元价值、宽容和同情，谁就无法呼吸极权主义国家的空气！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腓特烈二世因为法语诗的事而生气，不过是借口罢了。年羹尧的冤狱呢？却是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历代皇帝，除去开国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谓饱读诗书，学养深厚。难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没有错误，他只是想找个岔儿发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总有龙威大作的理由。
第六辑 中国天天感思节
仁者？君子？凡人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论语》，只觉得古奥难懂。直到在人世间栖栖然走过了一程，再重新读这本书，方才略略参悟了孔门学问的些许玄机。
孔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众弟子多次问仁，但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定义，只是教弟子们怎么去做。勉强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教弟子们做到真善美。比方说“刚毅木讷，近仁也”。一个人是怎样便是怎样，哪怕呆头呆脑都没关系，如果刻意地表现，就是“巧言令色
，鲜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华服的贵人们站在一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只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东西来文饰。这看似平常，我们大多数人未必做得到。我们在西装革覆的阔人面前如果捉襟见肘，多半会露出窘态来。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他从未说过谁成了仁者。颜回“三月不违仁”，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叹，遗憾无限；物欲之弊，于今为烈。人们难以达仁，不在仁的虚无缥渺，而是人们实在很难逾越声色犬马的欲壑。说到底，人总是俗物，很难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过真正的仁者，值得怀疑。但人应常怀仁心，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实在很通达，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现实，于是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对仁应念念不忘。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大概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说，君子“观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或许就是君子的外在气度：看上去庄敬，叫人不敢轻慢；接近他又很温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听他的言论，则严肃认真，使人折服。做到这一点，需要仁的深厚修养，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装腔作势。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学问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练达的。我们凡人学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处，孔子讲究平淡为宜。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里教人谨守臣道，不必过于拘礼。可我又常常拿不准这话是否说得有理。现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摆出股威风来，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感觉良好。你想让上司高兴，就不要怕人家背后说你是马屁精。孔子又告诫人们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也。”但很多耿直的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并没有进入上司身边的小圈子，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就直言不讳，结果成了故意同上司过不去的人。须知如今你想讨得上司的信任，并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诗外”。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往往单靠读书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
说一种历史逻辑
孟子尊为亚圣，后人没有不知晓的。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邹衍就鲜为人知了。还有苏秦，幸好他有勾连六国、合纵拒秦的事功才让后人记起，不然也会默默无闻的。可今人哪里知道，当时吃得开的偏偏是邹衍、苏秦之辈，孟子却是备受冷落。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一些学问人便游说诸侯，争相兜售自己的学说，以图济世救民。最风光的当属邹衍。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一个学问人，为何
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原来邹衍谈的是阴阳玄妙之术，各国君主听了觉得高深莫测，几乎把他视若神人。苏秦讲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诸侯们安邦自保或图霸天下所需要的。苏秦受到各国诸侯礼待，居然身佩六国相印。中国历史上，像邹衍、苏秦这么神气过的读书人没有几个。
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绞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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