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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没在乡下呆了，不知有新的故事诞生吗？这些年城里倒是不断有新段子问世，荤素兼备，雅俗皆俱。这些段子尽管很具原创性，但斧凿痕迹太重。不如那些乡下故事，就发生在生活里，不是现编的。
想念一所房子
我是否过早地暮气了，总想回老家去。不敢说归隐。未曾有显，隐从何来？何况，潇洒或自命潇洒的人都说大隐隐于市，而我偏想回到故乡。那是一方再平常不过的山水，一望无际的稻稼、桔园、甘蔗、油菜花，低低的山峦，浅浅的河水。
自出乡关二十年，便同故乡日渐隔膜起来。我涂鸦过不少文字，居然没有写到乡村。乡村留给我的，只有顽固的乡音。偶尔回到故乡，同乡亲们打招呼，竭力用最纯正的方言。村
里人便直夸我没有忘本，不像谁谁谁，回到乡下来，讲一口京腔，酸不溜秋。其实，我内心的窘迫，乡亲们是没法知晓的。
可是，中年渐近，故乡的风物人事没来由地直逼到梦中来。我做过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梦：似乎两个生活场景同时呈现，一边是我的黄嘴孩提，一边是我的垂垂暮年。孩提的我捡起一块石头，朝暮年的我猛砸而来。夜半醒来，怔然良久。孩时早已离我远去，暮年于我尚欠时日。我伫立于中年，前后顾盼，颇感惶惑与落寞。这梦是上苍的启示吗？想告诉我什么？
今年四月，我悄然回乡。雨没日没夜地下，我大多独坐在老宅窗下。鸡唱犬吠，不绝于耳。我这么长时间呆在老家，乡亲们颇感诧异。我说，在城里老睡不着，回来好好睡几天。我说的是实话，乡亲们却越发觉得奇怪。他们硬是不明白，城里人吃得好穿得好，怎么就不会安心睡觉。
老父亲带我去看他的橘园。三亩多地，围墙圈着，几十棵橘树森森然。
我说，爹，我想过几年回家盖几间房子。
爹说，这橘园给你留着吧。
我是个容易成痴的人，说想盖房子，那房子就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了。先想盖两层的，后来觉得不如盖平房；本来想好了盖砖木结构，结果又感觉纯木屋更有味道；最后想，还是盖砖混平房，再用木头里外装修，看上去还是木屋子。屋子四周得有宽宽的檐廊，可以徜徉，可以闲坐。木材就用当地杉松原木，窗户需是木格子。反正不要洋楼样式，就盖那种乡下随处可见的汉屋。
原本有条古老官道穿村而过，路上尽铺着水亮水亮的青石板。小时候，一俟夏天，我就缠着大哥做双木屐，踢在石板路上橐橐地响。古官道早已废弃了，只剩下一个破败的亭子。这亭子是我儿时最觉神秘的地方，砖墙上长着青苔，爬满了厚厚的长青藤。我白天喜欢去那里玩，晚上却怕从那里走过，总觉得到了晚上，那里该是狐仙出没的地方。这次回去，我同弟弟去了亭子。这亭子曾是高高的风火墙围着个木屋四合院，而眼前只余下几堵残墙和条石砌成的墙脚了。
我嘱咐弟弟，要是哪天拆这亭子，就替我把这些旧砖同条石全部买下来。
弟弟笑笑，说，这些东西没人要的，我找人拉回去就是了。
我想用这些砖石砌成围墙，我想在这围墙内的小木屋里喝茶、看旧书、想四散天涯的朋友。围墙上应爬满金银花，那是我家乡常见的物种。金银花原来有个很雅的名字，忍冬花。“忍冬”二字很有意趣。冬是需要忍的。世间万事，很多都需要忍。不忍，又能怎样呢？我想，忍，其实是我们苟活于世的理由。周作人引用别人的一句诗说，忍过事堪喜。此言信矣！
我的乡间小屋，就叫做忍冬居吧。在家乡小住的那些日子，我像琢磨小说，虚构着自己的乡居梦。听说夏日的田野又有白鹭栖落了，我很是高兴。白鹭翔集是我儿时常见的风景，后来竟然不复有了。这些年，白鹭又回来了。待我退居乡村，白鹭必定在田野里等着我的。春日还有啾啾翻飞的燕子，就像自家养的鸡鸭，筑巢檐下。神往之余，四句打油诗脱口而出：深居临水复傍花，淡淡春光到我家；燕子斜飞穿旧牖，老妻又唤试新茶。
涂水入梦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抖抖索索，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绑绑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
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却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玩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您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
亲情四章
爸 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就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
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 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