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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沙，我又躲了起来。父母那忧虑的面容老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小说，却又不能让老人家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父母又回老家去了。我便隔几天打个电话回去，老在电话里打哈哈。妈妈总喜欢琢磨我电话里的声音和语气，惴度我是否真的开心。曾经有很多谣言，说我如何如何了。父母便老打电话来，我也是老打哈哈。有天黄昏，父母突然敲开了我的门。白发苍苍的父母从天而降，我又喜又恼，恼的是他们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好让我去车站迎接。父母只是笑，进门后反复打量我。我忽然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让我措手不及，好看看我真实的状态。我不禁鼻腔发酸，关进洗漱间，泪流不止。
小说最后完成了，父母仍会很焦虑的。他们活到七十多岁了，仍把自己的儿子当小孩。他们总不相信儿子会强壮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可以随心所欲。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你太善良。我说，妈妈，你儿子善良，但不懦弱。妈妈笑了起来，却又忍不住叹息。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敬祝他们健康长寿！
一个女人的命运——《亡魂鸟》自序
我的老家，溆水河边，早年有个知青农场。我十六岁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她长我两岁，梨花如面。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像月亮一般纯洁。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溆水散步，隔得尺把远，生怕手碰到一起去。正是冬季，寒水汤汤，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啪啪地响。有个雪夜，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我俩就围炉夜话，直到东方既白。
一位女知青，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那位优秀的年轻人最终被处决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
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都很漂亮，都很能干。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命运就凄惨起来。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
我怀念远逝的初恋，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去年底，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这部《亡魂鸟》。隆冬，寒风吹得窗玻璃哐哐响。
七月，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也省去些应酬，我跑到会同、靖州去了。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有山有水，又有山野菜蔬，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像我这种散淡的人，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在会同，我落脚的地方，半山上有座亭子，松风鸟语，流泉鸣蝉。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到了靖州，我仍是白天工作，傍晚就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渠江，并不太大，却清得撩人。
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因为我知道，知青们祥林嫂林一样诉说的苦难，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
我这部小说叙说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曲折、凄美、无常、荒诞。
所谓官场小说 ——小说集《官场无故事》自序
我总是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可是人们指着我的《国画》、《官场春秋》和《没这回事》，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于是索性将新出的这本书名冠以官场二字，就叫《官场无故事》。
且不管辞书上对故事二字的权威注解，我却是很小就从祖母那里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编
造出来哄小孩的。而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多的想像力。这于作家的创作，实在是件讨巧的事。作家纵有天助神佑，也抵不过那么多聪明人的奇思妙想。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精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海底风暴雷霆万钧，而海面上往往风平浪静、阳光灿烂。
说来惭愧，我平生只会做一件事：写字。白天写庙堂文章，晚上写小说和别的文字。中国从来只有庙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别的文章都是旁门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随”等很百姓味的字眼，所以就是“小说”、“散文”、“随笔”。于是中国作家们再怎么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里，总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随”便将他们怎么样的。幸好孔圣人作过中国最早的诗歌编辑，诗才不被加上辱没性的前缀，诗也就不失其高贵。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位写小说的皇帝，他们写诗。
我很惭愧，写不出诗，只喜欢写小说，也写写别的小文章。听说打麻将已经算是体育活动了，再也不用担心麻将销磨国人意志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全民健身运动，所以我白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想写作就写作，想看书就看书，什么也不想干了就独坐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
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朝夕之间》后记
我见识过一种高论，大意是说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只有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说，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这个高论去评判，我的小说就不是玩意儿了。这里面的小说和故事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太深奥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领。如果我的小说不再是小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学记录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了个孤独的卡尔维诺。不知卡尔维诺九泉有灵，他会愿意吗？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说自己对未来文学是乐观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对人类文学过去的成就也该不
会如同某些高人那么漠然吧。相反，卡尔维诺对文学先贤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备至。
我本是很不喜欢某些高人言必称希腊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尔维诺，那么话题还是从卡尔维诺说起。这位被有些中国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师说自己年轻时也想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的时代，并想“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这个时候，卡尔维诺头脑中的文学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觉悟了，发现自己年轻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卡尔维诺就成了让某些中国高人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了。
也许很多中国作家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大师，便不想去剽窃《寒冬夜行人》之类。至少我现在仍愿意像卡尔维诺年轻时那样幼稚着。作家写小说主要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当然也有高明的作家专门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写作）。可是我始终不明白，很多连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里竟然糊涂了。比方说，普通百姓嫌中国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写得太收敛了，而高人们则指责这些小说过多地反应了阴暗面；普通百姓说某些现实题材小说把某类人的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高人们则担心有人会依样画葫芦；普通百姓认为作家应有社会良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
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