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处理，就把他作为先进典型推出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含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处融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处理个别干部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进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干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官，就会送顶青天大老爷的帽子给你。再加上近几十年，老百姓早让“高大全”的官员形象倒尽了胃口，他们评价官员的标准早世俗化了，已经十分通达。你有些缺点，他们能够容忍。只要你做得不算太坏，他们并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国做清官，生活上也许清苦些，但百姓从心里拥戴你。关隐达是群众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级意图抛在一边，选他当了县长。中国人所说的青史留名，我想并不是指载入那发了黄的线装书，而是让百姓代代口碑相传。
关隐达是否就是个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举他当了县长，但他的当选是不合组织意图的，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他的县长当得太艰难了，就连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都难得轮上。面对官场宠大的动作机器，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隐达又不算个成功者，因为官场上评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官运亨通，是否青云直上。总之，把你一辈子的努力换算成官阶来衡量，这是很叫人无奈的。
这里就有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民的标准，一个官场本身的标准。人民的标准在现世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他属于历史，它的评价是永恒的。官场的标准在现世却是绝对权威，但它的评价总需历史再作审视，不少被官场标准推为极显极贵者，让人民或历史的标准重新评价之后就成了大奸大恶。无奈人民的标准总是滞后的，因此历史便总是在后悔。勿庸置疑，这种后悔的代价是沉重的。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拿她们如何是好
——读许丽晴小说集《冬雪无忌》
如果手里有一面魔镜，我们可以照见许丽晴小说里的女主角前世都是精灵，衣香鬓影，仙袂飘飘，乘着轻盈的白云直往天上飞升。然而她们不幸误投凡胎，错降尘世。她们的裙裾上牢牢地绑上了沉重的沙袋：谋生与事业，丈夫和孩子，责任及爱情。她们虽然仍保持着那个升天的姿势，但已无法轻盈地羽化成仙。她们有仙女明亮的眼睛和柔软的心灵，却毕竟不
再是仙女，只是人生血肉战场上的女战士。她们手里拿着的不再是馥郁的花篮，而是饭勺和时刻上着膛的枪。
我们看不到她们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她们仿佛生来就认同了尘世的命运和责任，那样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她们是尘世间的完美主义者，想做最美丽的女人、最温柔的妻子、最慈爱的母亲、最优秀的职员，甚至是最勇敢的警察、最成功的官员。她们难得有须臾的放松，虽然有时候也哭、也抱怨、也失败，但无一都有着不向逆境低头的坚韧和倔犟。哪怕是作家笔下最带漫画色彩的“反面”形象，也表现得那样不屈不挠、有姿有态。
许丽晴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写机关生活，写现实种种。机敏细腻的观察，犀利洞彻的文笔，冷峻智慧的理性色彩，对生存空间的微妙、无奈、黑色甚至残酷毫不避讳，随意间就捕捉到个中的玄机和奥妙。这本不是一个女作家的特长。她睁大着眼睛看人生的惨痛和丑陋，准确有力，直指核心。她的小说里有沉甸甸的人生，有不能回避的血泪，而更多的是勇气和智慧，不是绝望。
许丽晴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却又时时透出浓浓的诗情和暖意。她对大自然有着非常敏感的触角，花朝月夕，春雨秋风，都会在她多情善感的心里引起波澜。她笔下的女主角是跋涉人生的战士，也是最能发现和欣赏自然美的诗人。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有着知识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却不缺乏女姓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所以，许丽晴的小说无论怎样写现实的无奈和人生的沉重，都总让人觉得温馨婉约。
读了许丽晴的小说，男人们或许会有某种想做骑士的冲动。我们真不愿意她们的鞋子再踩在泥泞的雪地里，再为生活的沉重和艰难叹息落泪。我们愿意还原她们仙女的天性和姿态，愿意她们手中只提着花篮。可这也许只是男人们的自作多情，她们自己未必答应。她们哪怕真的曾做天仙，一旦呼吸凡俗之气，再也无法飘逸。
肖仁福小说
——肖仁福小说集《局长红人》序
我最害怕两件事，赴饭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饭桌，我不喝酒，却又要说很多废话，真是辛苦；为人家的作品写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总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几位朋友，都是官场的，都说要出版小说，嘱我作序。真是难煞我了。我总对
他们说，好好的放着官不当，写什么小说呢？我的这般婉辞未能被朋友理解，他们仍执意要我写几句话。这几位朋友，都是官场上风头正劲的人物，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了，却走火入魔，写起小说来了。我虽是这么说，但并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话。多一位文学同道，我是高兴的；可能会少一位官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官员靠几个人点头就可以下文件批发，作家得靠千百万读者认同才算数。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样，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只是业余干些文学勾当。我们偶尔聚在一起，吃饭，喝茶，开玩笑，说段子。只是从来不谈文学。这年头将文学挂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阔的事。肖仁福不太说话，习惯摸着他那浓黑的小胡子倾听，模样有些高深。我以为他是在深宅大院里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谨小慎微的小干部病。
读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说，方知他骨子里面永远只能是个书生。我说他是书生，意思自是褒扬的。而别人听了，肯定以为是揶揄。词典是死的，人世却是活的。比方官场里面，聪明的意思是滑头，成熟的意思是虚伪，严肃认真就是装腔作势。我说肖仁福是个书生，只因读了他的小说，知道他仍然是个认死理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没学会指鹿为马、没学会混淆黑白，就会被人嘲笑为书生。
我喜欢有些书生气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说，将当下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过来，真实得有点儿残酷。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在这些小说里，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他们或者春风得意，或者怀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脸谱就是看上去浑浑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时髦的生活方式，放弃原则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则。不论成功与否，灵魂总免不了堕落。灵魂的堕落成了特定时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体运动，运行轨迹来自上帝第一脚的恩赐，同灵魂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些灵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赎纤弱无力，亦如自由落体运动所能凭藉的阻力仅仅是稀薄的空气。我读这些小说，时常透不出气，感觉氧气被抽空了。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静。可偏偏有类作家是多事的人，专挑有些人不高兴的事说。谁想装聋作哑，可以不看这部小说集。
废言小说
书越是弄得一本正经，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废言的小说绝不作态，读他的小说集《城市爱人》，就像在同一位经事颇多的朋友聊天。
废言称自己的小说为方志体。其实关于历史，我倒宁愿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间传说，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凿凿，却免不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中国没那么多史马迁或董狐，秉笔直书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气。史家只要端着官家的饭碗，就别指望
他可信。倒是中国史家的笔法，简约凝炼得好。废言所谓方志体小说，大概就在笔法的神韵上。他那一组《广东房子人》，写一个个人物，总是廖廖数笔，须眉毕见。废言的小说，就像我喜欢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一样，没有自私的功利，不理会什么叫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替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有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也许就因为文学作品超越着正统的史志。
真说史志笔法，最为可贵的，就是作者并非迫不及待地要从字里行间爬出来。废言的方志体小说，只有小说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会听见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里叽哩咕噜，也不会让你感觉有一位救世主一样的作家在你头顶飘忽，向你布道传教。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打扮得像圣经一样的小说。中国老百姓好像永远长不大，每天得听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诲，回头想看看小说，还得听你作家说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读者才有资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废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读者的作家。
废言尽写小人物。关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怀。如今我见的较多的是小人物梦想做大人物，大人物梦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废言这位小人物却悲天悯人，写了多年小说而只写小人物，真的可爱。
说来奇怪，废言小说时间地点都很实，可我读了总觉得时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觉不对，还是废言营造了某种魔幻般的艺术氛围？不过依我的读书心得，小说人物若能游离于时空之外，必是传神。确实，废言小说中有些人物，属于过去的岁月，却又像我们成天可见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写当下生活的小说，今后再读，也不会觉得陈旧。但对于生活，某些艺术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见得就是好事。比方说，一百年之后，我们读到阿Q时不再倍觉亲切，就是民族大幸。这却是文学搭救不了的。
废言笔下没有大事件，只有无数平常的日子，一如我们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我是个总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动的人，所以偏爱废言的小说。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态，也是历史的常态，诠释着人世间所有的含义。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与冲淡，因为有些所谓大事件，往往意味着阴谋、掠夺、杀戮，拟或谎言和荒诞。而平常日子是宁静的，老百姓愿意宁静。废言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