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地讲着：
“哦，是的，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有了心脏病。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常常有时不能来上学的原因。谁要是打他，那对他的病可是很不好的。今天早晨，他还病得很厉害———一会儿我回去还得给他找大夫。”
“那么，这会儿有谁陪着他呢？”校长机警地用他的低沉的声音插嘴说。
“噢，有一个妇女到我家来给我们帮帮忙，我现在让他和她呆在一块儿———她对他是很了解的。可我呆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就得去请一个大夫。”
厄休拉静静地站在那里，她感到这里面隐隐约约有一种威胁的意思。可是，因为这个女人她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她还不能十分了解。
“他告诉我，他在学校挨打了。”那女人接着说，“我给他脱衣服让他上床的时候，他身上到处都是伤痕———我可以让任何一个大夫去看看的。”
哈比先生等着厄休拉回答。她现在开始明白了。那女人是威胁着要控告她殴打了她的儿子。也许她想讹她一笔钱。
“我用棍子打过他，”她说，“他实在太爱捣乱了。”
“他要是老捣乱，那我十分抱歉。”那女人说，“可是，对他的这一顿打，实在太不像话了。我可以把他身上的伤痕让任何一个大夫去看。我肯定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可以把这件事让大家知道知道。”
“我所以打他，是因为他不停地用脚踢我。”厄休拉说，由于她现在也颇有些责怪自己，因而她更为生气了。哈比先生眨巴着眼睛，站在一边开心地看着那两个妇女去较劲儿。
“我肯定说，他要是在学校里态度很坏，那我真感到十分抱歉。”那女人说，“可是我不能想象，他到底干了什么事，竟会让他遭到这样的痛打。我没有办法让他再上学，我也没有钱请大夫。按规定能允许一个老师这样打学生吗，哈比先生？”
校长拒绝回答。厄休拉痛恨自己，也痛恨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恶意的狡猾的微笑，袖手站在一旁的哈比先生。另外那个可怜的妇女是在寻找缺口。
“这对我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让我的孩子能过得像样一些，已经够我挣扎的了。”
厄休拉仍然一言不发，她看着那柏油庭院，那里有几张脏兮兮的纸片在风中飘动。
“我敢肯定，这样打孩子是不容许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身体很虚弱的孩子。”
厄休拉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然呆呆地朝着庭院里望着，她对这一切都非常厌恶，她已经毫无感觉，甚至失去存在了。
“我知道他有时候是很淘气———可是那也不会太出格的。现在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痕。”
哈比先生，眼角上闪动着嘲弄的微笑，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这件事告一结束。他感觉到目前的情况完全得由他来左右。
“他病得非常厉害，我今天恐怕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上学了。他简直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她仍然一语不发。
“校长先生，这您就明白，他今天为什么要旷课了。”她转向哈比先生说。
“噢，是的，”他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厄休拉对他的那种男性的胜利感非常厌恶。她讨厌那个妇女。她对一切都感到厌恶。
“希望您尽量记住这件事，校长先生，他是有心脏病的，经过一次这种情况之后，他病得非常厉害。”
“是的，”校长说，“我一定注意这件事。”
“我知道他是很调皮，”那女人现在完全是在对那个男人讲话了———
“可你们完全可以惩罚他，而不要打他———他的身体真是非常虚弱。”
厄休拉现在开始感到非常不安。哈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站在那里，那女人为了讨好他，正像钓鱼的逗鱼一样在逗着他。
“我这是来解释解释，他今天为什么没来上学，校长先生，现在您该明白了。”
她对他伸出手来。哈比摸了一下，又赶快扔掉，他感到很吃惊，也很生气。
“再见。”她说，把她的戴着破旧手套的手给厄休拉。她的样子并不难看，而且有一种奇怪的，尽管非常让人讨厌却也十分有效的讨好人的办法。
“再见，哈比先生，谢谢您。”
那个穿着灰衣服，戴着紫色帽子的身影，迈着看来很奇怪的扭扭捏捏的步伐，走过了学校的庭院。厄休拉对她有一种奇怪的怜悯的感觉，同时又感到十分厌恶。她止不住浑身哆嗦了一下。然后又进到教室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威廉斯到学校来了，他的脸色比先前显得更为苍白，但是穿着他那身水手服装却显得十分整洁。他似笑非笑地看了厄休拉一眼：虽然仍显得很机灵，但显然老实多了，仿佛准备以后一定听她的话了。他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使得她不寒而栗。打他这件事使她对自己十分厌恶。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哥哥，一个高瘦的脸色苍白的大约十五岁的青年在大门外边玩着。他简直像一位绅士似的向她摘帽致敬，可是在他身上也有某种压抑着的、不怀好意的神态。
“这是谁？”厄休拉说。
“这是威廉斯家的老大，”维奥莱特·哈比毫不客气地说，“她昨天到这儿来过，是不是？”
“是的。”
“她一来就没有好事———她名声太坏，再没法跟我们捣乱了。”
厄休拉对这件残暴的、丢人的事确实感到厌烦。可是它也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诱惑力。一切看来都是多么下流啊！她对那个迈着扭扭捏捏步子的奇怪的女人，对那两个心术不正的孩子都感到很不安。威廉斯在她的班上反正是显得很不对劲儿。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厌恶啊。
这场战斗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后来她真感到厌烦已极了。在她要想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以前，还有几个男孩子她得想法制服才行。哈比先生简直把她看成是个男人似的对她十分厌恶。现在她已经明白，对那些年岁较大一些和她玩着猫儿戏老鼠游戏的捣蛋鬼们，除了痛打他一顿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哈比先生只要有法躲开，就决不愿打他们。因为他恨这个自高自大的、傲慢的、自以为是的女教师。
“我说，怀特，这回你又干什么了？”他可能会对那个从五班送去让他处分的男孩子温和地说。他可以让那个孩子就站在那里，闲泡着，浪费掉他的时间。
所以，厄休拉后来再也不肯把孩子送给校长去处理了，而是如果她真气急了，她就拿起她的棍子来，劈头盖脸朝着那个敢于对她无礼的孩子打去。到最后，他们全都怕她了，她完全把他们制服了。
可是这样做，她却付出了一个很大的心灵上的代价。这有点仿佛是一团烈火烧透她的身体，把她身上的感觉神经全给烧掉了。这个对任何形式的肉体上的痛苦连想都不愿想的姑娘，现在竟被迫去和人进行斗争，用棍子打人，恨不得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后来，当她用棍子终于制服了他们的时候，她也完全是被迫勉强忍耐着他们那悲惨的啼哭声。
哦，有时候她真感到自己要发疯了。他们的外貌显得脏一些，他们不听老师的话，这有什么关系？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说实在话，她宁愿他们对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全都不服从，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挨打，被制伏，最后弄到这种哭哭啼啼、毫无办法的地步。她宁愿忍受一千次他们的侮辱和无礼，也不愿意使自己和他们变成现在这种关系。她痛苦地悔恨自己不该那么丧失女性，不该那么去对付她曾经打过的那些孩子。
可是事情却只能这样。她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她没有别的办法。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和这个罪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弄得她必须变得如此残暴无情才能够生活下去？她为什么要当个什么小学教师，为什么，为什么？
是那些孩子们逼得她去打他们的。不，她不应该同情他们。她刚来的时候，原本对他们充满了仁慈和热爱，可是他们却简直要把她撕成碎片。他们宁愿要哈比先生。那么好啊，他们在认识哈比先生的同时也得先认识认识她，他们必须先听她的管教，因为，她决不能让人根本不放在眼里。那不成，不管是他们，是哈比先生，还是围绕着她的那一整套制度，都别想做到这一点。她不能让别人压下去，她必须自由地站起来。她决不能让人说她担当不了她目前的工作，完成不了她的任务。即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要战斗下去，在这个从传统上讲属于男人的工作世界里，占据着自己的位子。
她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她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个新生活中，在这个只知道工作，只知道机械地考虑问题的生活中，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她和马吉，当她们一块儿吃饭，或者偶尔到一家小饭铺去吃点心的时候，也常常讨论关于生活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马吉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女权主义者，对公民投票抱有极大的信心。可是在厄休拉看来，公民投票永远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她自己心中，对于宗教和生命有一种奇怪的充满热情的想法，这些东西远远地超越了包括公民投票在内的那一整套机械的制度的局限。可是她的能够自成一体的根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形式，因而也没有办法讲出来。对她来说，也和对马吉一样，妇女的自由必须具有某种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意义。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或者在什么问题上，她是并不自由的，可是她希望自由。她要进行反抗。因为一旦她获得自由，她就可以做出自己的某种成就。啊，那个她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是多么神妙，多么真实啊，她感到它就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
在她跑出来自己谋生的时候，她是向着自身的解放迈开了强大的残酷的一步。可是当她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以后，她只不过是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不够自由的痛苦。她的要求实在太多了，她要阅读美丽的伟大的作品，要自己拥有一切书本：她要去欣赏一些美丽的东西，并且要永远占有它们。她希望认识许多自由的伟大的人物；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她连名字也说不上来的东西。
这实在太困难了。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你永远会应接不暇。再说，一个人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这是一种盲目的战斗。在这个圣菲利普学校里，她简直是受够了痛苦。她仿佛是一头在皮鞭之下被拴进辕杠的小母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了。现在她是惨痛地忍受着辕杠加之于她的痛苦，这是一种她被暴力驯服的痛苦、烦恼和屈辱。它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可是她是决不会就这样屈服的。她决不能长时间屈服于这种辕杠的压迫。但她一定要把它们认识清楚。她现在驮着它们是为了将来她要彻底消灭它们。
她常和马吉一块儿到许多地方去，她们一块儿去参加诺丁汉的选举大会，去参加音乐会。去戏院，去图片展览会。厄休拉积攒了一笔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这两个姑娘常常骑着车到林肯市、到南井，甚至跑到德比郡去。她们永远有谈不完的话。有了什么新看法，发现了什么新问题，对她们都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可是厄休拉从来也没有谈到过威尼弗雷德·英格，这是她生命中秘密的一幕，永远也不愿意再揭开了。她甚至从来也没再想到那件事。这是一个她没有勇气再打开的关闭着的门。
当厄休拉慢慢习惯于她的教学工作以后，她又开始了她自己的一种新的生活。再过十八个月她就要上大学念书去了。她要取得她的学位，她还要———啊，她还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人，成为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谁知道呢？———不管怎样，再过一年半的时间，她就要上大学去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
在上大学之前，她还必须在圣菲利普学校搞好她的教学工作，这工作真是要她的命，不过现在她慢慢已经完全能够对付，也不会让这工作完全破坏她自己的生活了。在一段时间之内，她只能屈服于它，好在这一段时间是有限的。
教学工作本身到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机械动作，这对她是一种苦恼，是一种令人十分厌烦的苦恼，总显得那么违反自然。不过，一忙起教学来就能把什么全忘掉，这也是某种乐趣。她总有那么多工作要做，那么多孩子要照顾，那么多事情要办，因此她有时连她自己都给忘了。当那些工作对她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以致她那具有个性的心灵可以完全抛弃不管，而到别的地方去另谋发展的时候，她几乎也感到非常快乐。
在这两年的教学工作中，在这两年课堂上的寡不敌众的斗争中，她的真正具有个性的自我变得更为集中，完全不像过去那么涣散了。这个学校，对她来说永远是一座监牢。可是这是一座能够使她的狂野的、混乱的灵魂变得更坚定、更能独立自主的监牢。在她身体较好，不感到十分疲劳的时候，她对于教学也不是那么厌恨。她每天一清早就开始工作，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把一切工作进行下去，这也使她感到很兴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紧张形式的生活。这时她的心灵完全可以得到休息，她的心灵可以利用这一段清闲的时间重新聚集力量。只不过教课的时间未免太长，任务也太重，学校方面在纪律上过于严格的要求，使她感到未免太违反自然了。她被折磨得十分瘦弱和憔悴了。
她早晨上学校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带露水的山里红花朵，看到那很小的玫瑰色的颗粒在渗满露水的花瓣中游动。云雀在黎明的清辉中发出它们战栗的歌声，整个田野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时却让一个人进入那满是尘土的灰暗的市镇简直是一种罪孽。
所以她常常站在她那班学生的前面，不愿意让自己献身于这种教学活动，不愿意把她的渴望着在这清晨时候把自己消磨在田野中的精力用来统治这五十个孩子，用来给他们填进一点数学知识。她表现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态，她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忘掉一切。窗台上的一盆金凤花和愚人芹就能使她的心远远飞到草原上去，在那里的繁茂的青草中，一丛丛的牛眼菊刚刚露头，一排排粉红色的知更鸟正在来回飞翔。可是，现在面对她的却是五十个孩子的五十张脸。那些脸简直就像是一片青草中朵朵巨大的雏菊。
她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讲课的时候似乎有些恍恍惚惚了。她已经看不清她面前的这些孩子。她现在正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斗争，她自己的那个初夏的繁花似锦的世界，和这个整天工作的另一个世界。她自己的太阳光的光线把她和她的那班学生隔开了。
这一早晨她就这样在一种离奇的心不在焉的安静状态中度过，吃午饭的时候来到了，她和马吉在一块儿高兴地吃着饭，屋里所有的窗子全都开着。然后她们一块儿走到圣菲利普学校的教堂里去，那里在一片红色的山楂树下，有一个十分阴凉的角落。她们躲在那里谈天，读着雪莱或者布朗宁的诗，或者读一些关于“妇女与劳动”的书籍。
厄休拉回到学校后，似乎仍生活在教堂庭院的那个角落里，那里从山楂树上落到地上的红色的花瓣，像海滩上的小贝壳一样铺得到处都是。有时教堂里响起一阵沉重的钟声，有时远处传来几声鸟叫，夹杂其间的却是马吉的低沉而甜蜜的声音。
这些日子她的心情十分愉快：噢，她感到自己是那么幸福，她希望把自己的欢乐一把一把地向四处撒去。这时由于她自己在欢欣的情绪中，她使得她班上的孩子也感到很快乐。那天下午，在她看来那些孩子已不是学校里的一个班了。他们已经变成了花朵、小鸟、小巧的欢快的动物、儿童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只是他们决不是什么第五班的学生。她感到对他们不再负有任何责任。只有在这种时候，教学才变成了一种很有趣的游戏。如果他们做算术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