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象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刮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乾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井”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炮仗狗”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
十二点钟，我们搭上了那艘开往沈家门的“东极号”。
在“东极号”上，我再次“醉”得一蹋糊涂。本来我还指望这天晚上就乘长途汽车返回杭州呢，可是我“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旭光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了镜中的我：嘴唇开裂，脸蛋浮肿，眼珠血红，眼眶周围密布着芝麻大小的出血点——伟大的舟山群岛终于把它最本质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脸上，舟山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力量，我要把它带回杭州，带到日后的生活中去。
1998年5月
☆浮世绘
【清泰街488号】
房子刚刚被推倒，还剩下一堵墙，正对着清泰街，和街对面一座刚崛起的酒店。墙上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只剩下大门上方的一块残匾。匾上的文字已经斑驳不全。墙头，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啄食。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墙，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
房子的门牌号是清泰街488号，也许你不知道它是杭州古旧书店的旧址，即便是在不久以前，当清泰街改建工程还未开始，当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它表面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它的正门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铁栅栏门几乎永远都是半掩着，从外面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偶尔才闪过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的身影。
如今，你更不会去注意这个地方，这样的瓦砾堆，这样的断壁残垣，在杭州正在拆建的旧城中比比皆是。面对这些陈旧、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著。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著——《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著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