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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沙线沿线地处燕山山脉，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间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产葡萄、山杏。当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莹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长城”葡萄酒，就是用当地生产的葡萄做的。
到丰沙线不久，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这个胎儿就是我。刚一怀上，我母亲的反应就非常剧烈，特别想吃酸的食物。祖母不在身边，我父亲也就敢光明正大地心疼母亲，经常坐火车跑到河北沙城给母亲买葡萄吃。但当时太穷，老买葡萄也买不起，于是母亲经常和另外一个家属一起到山谷里摘山杏吃。时值一九七一年夏末秋初，二人刚摘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雨来。雨越下越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暴雨。那个家属一看，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于是二人向那块大石头走去。可是我的母亲钻进石头缝里抬头一看，发现四周的悬崖上均有水冲刷过的痕迹。我母亲虽然不懂什么地质学，但直觉告诉她，既然那么高的地方水都能冲到，那么何况这沟底呢？母亲越想越怕，就对那家属说此地不能久留，还是得赶紧跑回去。那个家属本来不愿意走，但母亲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后也害怕起来，于是二人拼命往家跑。一路上顶风冒雨、磕磕碰碰，但总算安全到家。刚刚过了家里附近的那座桥，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咆哮而下，里面夹杂的大石头足有双人床那么大。
一回到家里，看到屋里漏得跟水帘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经齐膝那么深了。我父亲正在忙着用脸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则哭得哇哇叫唤。气喘吁吁的母亲惊魂未定，靠着门暗自庆幸：要是当时自己没主意依了那家属，再多避上一会儿雨，那肯定是在劫难逃、尸骨无存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七、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转转。一天，他们俩到颐和园去玩，转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筑的石舫时想上去看看，却被公园的管理员拦住不让进。父亲抬头看见石舫上面有几个外国人在游览，于是就问：“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么就是不让我们进呢？”工作人员回答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踩来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对这件事，我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改革开放后，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老百姓开放了，也并没有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革命需要，长城好好的垛口竟然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父亲想，这破花墙有什么照头，就要求到垛口那里照相。可那照相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客是上帝”的概念，把眼一翻，说：“就这儿照！你爱照不照！”我父亲无奈，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那个年代的标语口号也算一绝。那年我父亲他们路过长治市，在附近农村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大标语：“肝脑涂地学大寨，开肠破肚赶昔阳”。我父亲当时就想，妈的，要学大寨你就学呗，干吗非要弄得血淋淋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曾在一些地方农村的墙上看到过一些血淋淋的标语，写着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类。每当此时，我不得不感慨历史还在延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逝世。我的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这么几个字：赫鲁晓夫死了。当他看到这则“爱憎分明”的标题时，一方面为赫鲁晓夫这位苏联的解放者辞世感到有一些难过，另一方面禁不住产生出一种对当时统治者的厌恶情绪，并打心底里嘲笑着他的狭隘与无聊。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当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仍旧如法炮制，又刊登了一条标题叫《蒋介石死了》的消息。
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文史的人特别不放心，文革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就是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轻文史，重理工，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因此，当时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缺乏起码的文史修养。一次，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工友，以及一位大学毕业分到铁Z局的刘××工程师一起到故宫去参观。一个工人问道：清朝的皇帝姓什么？刘工程师回答道：姓康，康熙么。我的父亲说不对，姓爱新觉罗，他竟然还不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一、太谷县城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Z局，搬到了山西省。财大气粗的铁Z局局机关也迁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新建路口和邬城路一带，修建了一座九层高的办公大楼，在太原市里算是最高建筑。当时的太原市交通地图上，还把铁Z局局机关办公大楼作为风景名胜介绍。铁Z局大楼内部设施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先进的，连会议室的墙壁上都装着防窃听设备。当山西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头头们密谋革命大计时，往往不在省革委会大楼里，而总是神秘兮兮地跑到铁Z局机关大楼里那间带着防窃听设备的会议室。
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则搬到了太原市南边一百公里的太谷县。我们家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父亲在三处机械厂当吊车司机，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他到吊车上玩。父亲没事时总是哼那时流行的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
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
到了文革期间，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八十年代初期，我母亲的一位工友从家里地下挖出了祖上留下的整整一翁金条，按当时的币值就值好几百万，顿时全县轰动。八十年代对私有财产还没有什么保护概念，这一翁金子引得当地公安局来干涉，把那位工友抓进看守所并没收了金条。关了几天因为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罪名，又把他给放了。后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政策来了，上面命令县公安局把金子还给人家。那堆金条在公安局那帮人手里过了过，又物归原主。这位工友家里成分是地主，土改时埋金条的房子被分掉了，他们家的人就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房子重新收回来以后才公开。
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不过，后来太谷中学的几个高中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只冲锋枪，打了起来，死了两个人，凶手也被判了死缓。
铁Z局三处刚到太谷时，处机关就设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南河街一处大地主的房子里。这个地主的家实在是太大了，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三处处机关几百号人连住带办公都放进去，居然也绰绰有余。那家的一处院子里还有古时防盗用的蒙天网，铁丝编的，把院子严严实实地罩起来。后来，还在那家院子里发现一个埋在地下的大缸，打开一看，里面竟装着一个女人和胎儿的尸骨，大家估计是这家的小姐犯了家规，被秘密活埋了。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着永远都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于是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当时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反应又厉害，不能行动。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上街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太谷县城南边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父亲单位铁Z局机械厂恰好在县城北边，距离该村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东大街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别说是我母亲这样的小地主家比不上，就连我祖父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家里，也只是和这个“中农”家不相上下。原来，这是因为太谷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在富人堆里头扒拉相对穷一点的，开钱庄、票号的算地主，开药铺、镖局的算贫下中农。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转眼母亲快到预产期了，那时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母亲就到工地捡了一些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以备临产时用。由于怕花钱，也不敢提前住院。五月九日是预产期，我母亲在五月八号晚上就不敢睡觉，困守到晚上十二点。见还没有动静，就让我父亲先睡了。等我父亲鼾声起来，母亲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巨痛，一阵痛过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警觉，醒来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说肯定是要分娩了，赶紧给我母亲下了两个荷包蛋。那时侯鸡蛋缺，这两个鸡蛋买回来就是预备要生孩子时用的，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可荷包蛋做好了，我母亲却吃不下去，直往外吐。这时，跟我们家住邻居的工友曲少时的家属别玉兰也闻讯赶来，和我父亲一起架着我母亲往医院跑。到凌晨两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家住在太谷县东大街，处医院则在西大街，中间距离有三华里左右。那时也没有什么120急救车，母亲走几步就疼得停几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挨到了处医院，却发现医生们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值班。母亲上床时，我已经露头了。那两个年轻护士还没给人接生过孩子，吓坏了，只会喊“哎呀，别急别急”。父亲一看，赶紧跑出去找医生，可是我们家是穷工人，无权无势，叫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来。后来父亲又跑到位于南大街的太谷县职工医院，也没人出诊。等父亲心急如焚地回来，却发现我已经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是那个家属别玉兰接的生。别玉兰性格泼辣，见到我父亲就高喊：老国，恭喜呀，生了个儿子！别玉兰之所以没跟一般情况下那样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因为我出生时特别瘦长，满脸皱纹，脸上还有毛，因为憋得太久眼睛都红了，模样像只猴子，生下来好几天才变过来。
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那两个护士没有接生经验，忘记了把胎盘取出。第二天早晨医生上班一看，坏了，胎盘大部分已经缩回去了。要是胎盘完全缩回去，就会发生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医生见状，忙得连麻药都顾不得打，就硬是把胎盘给拽了出来，把我母亲疼得死去活来。不过，我母亲实在算命大，居然挺过来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四张嘴，其中只有一个是城市户口，其他的全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山东人胶县人，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亚”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三、艰辛历程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的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出去汇演了。当时由于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当时正值元宵节，太谷县大街上正按照传统的风俗闹红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现在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