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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此时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又不甚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叛逆情绪，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实际上，这种对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错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对自己会好过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条真理。可惜，我当时就没有领悟到。
见我已经是这样了，母亲也觉得此时硬逼着我上学也没有用。于是，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在家里辍学半年。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块的工资，光寄给祖母的生活费就要六十块。坐吃山空，家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不禁心里又着急起来，琢磨着想办法挣点钱。但是那时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买卖的人已经遍地都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中国的烟草业是实行专卖制度的。由于香烟需求量大，国家就垄断了香烟的流通和价格，从中收取高额税收，而民间私贩香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工人阶级不管这一套，心想凭什么许你当官的贪污受贿，就不许我老百姓偷税漏税？于是，铁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Z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十条二十条“良友”牌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我和母亲到了商丘，受到了父亲当年工友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工人来教母亲该如何躲避缉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销货渠道。母亲在那里转了几天，心里总是觉得这种买卖风险大，不塌实，只买了二十条“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良友”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没经验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商店本身就是铁路缉私警的一个侦察点，这一问等于是自投罗网。
铁路缉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就到了人家的地盘。刚开车十分钟就找到我们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没收货物，还要我们跟他到铁路派出所去。母亲见状，就自己拖住那个缉私警，悄悄对我说，等到火车一停你就带着自己手上的烟翻窗户跑，有什么事情我扛着。等火车到了东阳火车站（「注」东阳是太谷县到榆次市之间的一个小镇，行政隶属榆次市）时，我母亲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就拿着装香烟的袋子跳窗逃跑了。当时火车上的乘客都还很不错，我跳窗子时好几个人站起来围成了一堵人墙，挡住了缉私警的视线。
我虽然脱险，但母亲还在缉私警手上。我六神无主地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爸，不好了，我妈遇见匪了！”父亲一听，也着急起来，可是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里等消息。打算要是万一当天回不来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营救。
谁知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货物也还在手上。原来，母亲跟那个缉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讲了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负担重，孩子还要读书的情况，竟然感动了那个年轻的缉私警。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那缉私警称我母亲“大姐”，并且保证：以后尽管做这个买卖，他来保驾护航。但是，缉私警上车前已经跟太原方面打了电话，那边警察等着呢，他还要去交差，于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营车站（「注」北营当时是太原市郊区，现已并入太原城区）放我母亲下车，自己去太原交差。母亲在北营下车后天色已晚，没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车了。恰好有一辆汽车团的解放军军车路过，母亲就搭了个便车回家。
出了这件事以后，虽然有缉私警愿意帮忙，但母亲再也不愿意去干违法买卖、贩香烟了。那二十条良友香烟，以原价卖给了家属院其他贩烟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亲的影响，那时我非常渴望拥有一架手风琴。在上高中时，父母答应我考上大学以后给我买。但后来我辍学了，父母就同意让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去买。当时我母亲在太谷县电业局有个熟人，姓张，主管电业局的基建项目。母亲就让他帮忙在给电业局盖房子的农村建筑队里找了个活干。张伯伯当时还不明就里，就说那里干活又累，钱也不多，还是到局里当个临时工，钱多又轻松。可母亲的目的，是通过磨练让我坚强和警醒，故坚持让我到农建队当小工。
农建队里面干活的，全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些人并不因为我细皮嫩肉而安排我轻活干，而是故意把他们的一些苦活、累活给我。这是被户口歧视着的农民工们，对“城里人”的报复。那时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搅拌几十吨的混凝土，握铁锹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农民工们自己就躲在房子里抹灰，让我到雨地里用车装石灰。那天中午我父亲接我回家吃饭，看到就我一个人浑身上下被水浇透了还在雨地里干活，心疼坏了，说咱们不干了。可是母亲坚持让我干，我自己也想买手风琴，也就咬着牙坚持干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在装石灰时手上被石灰灼了一个大泡，把我烧得呲牙咧嘴。回家后，母亲给我包扎了一下就让我又上班去了。后来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母亲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场。我自己手上的包给我造成的疼痛，远远比不上母亲心灵的疼痛。
以前我们家曾经承包过的那个北方旅社，后来被别人承包以后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办事处没办法，就把房子租给了县工商联的老张开贸易公司。老张是个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开张后用县里老干部集资的股本买了很多水泥防冻剂，结果一笔生意也没做成。眼见着夏天来了，这些防冻剂堆在院子里变质，老张心里着急起来，就找我父亲说愿意出六十块钱将这二十来吨水泥防冻剂搬到后院的库房里去。当时一起干活的民工里有一个叫文柱的年轻人，长得墩墩实实的，对我比较好，父亲就让我叫着文柱一起干这活，挣的钱二一添作五。当时我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钱才五块，文柱的工钱才十块，因此一听半天能挣三十块钱我们俩都很高兴。文柱是个实在人，抢着干活，我估计那二十吨、四百袋水泥防冻剂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的。干完活分钱时文柱一分也不多要，我母亲过意不去，就把文柱请到家里来做了几个好菜吃了一顿饭。这次劳动中，我因为以前从未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用力过猛，把右侧腰肌扭伤了，后来发作过好多次。
那些民工们都没有念过几天书，看我戴一副眼镜就常拿我开心，总是“嘿！大学生！”地叫我。他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干活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吃婆姨”（「注」太谷县方言，意为娶个老婆）。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开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个城里女人从身旁经过，就贪婪地盯半天，然后再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还讲出来给大家听。看到我总是一个人沉默不语，他们总是问：“大学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有一个人叹息着说：“唉！又一天……”
在一天伺候一个民工用石灰糊墙时，那个民工手一甩，粘在铲子上的一块熟石灰正好落在我的眼睛里，顿时一阵巨痛，把我的眼皮都烧烂了。那天回到家，我说我再也不愿意打小工了，我要读书。此后，我母亲就不再让我到建筑工地打工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的经历是我一生中的财富。由于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没有学习任务，因此在辛苦劳作之余，我经常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带到工地上读。就在那期间，我第一次有时间通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复活》、《苦难的历程》等大部头的俄苏文学名著。九十年代初期的年轻人，是伴随着“小虎队”、张雨生、童安格的歌声，读着琼瑶、金庸、古龙迈入十八岁的，而我则是听着《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迈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苏联情结，热爱苏联这个国家，热爱她广阔的国土，热爱她勇敢的人民，热爱她悲壮的历史，热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经彻底完成了“向左转”的过程。
不仅如此。通过和社会最底层人们的接触，我更加认识到无知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空虚，认识到受教育的可贵。我打工所在的建筑工地离太谷中学不远，每天上午十点，学校里课间操的广播就清晰地传到我耳中，刺激着我的神经，激发了我对学校生活的怀念，激发了对读书的渴望。从那以后，我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无论走到哪里，都如饥似渴地读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九、知耻近乎勇
尽管被命运捉弄，被艰苦的劳作磨砺，但我依旧痴心不改，深深爱着我的初恋女孩。然而，那个女孩子看不起没有出息的人，在一九九○年新年时，我托一位同学给她送明信片，被原样退回了，连信封都没拆。遭到这个打击，尽管我很心痛，但还是把她对我的冷淡看成是一种考验。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时，我总是在她放学后躲在远远的地方，就为看她一眼，就很满足了。尽管心中无比挂念，但是整整半年我没有去找过她一次。因为我想：她快高考了，不能打扰她。
见到我已经愿意读书，我的母亲就帮我联系学校。母亲找到太谷中学的领导，人家不但死活不肯收我这个顽劣的学生，还让我母亲挨了一顿抢白。后来母亲无奈，就找到了县教育局招生办的一位姓陈的老师，给人家送礼送钱，人家才答应帮忙。当时我姐姐在太谷县二中读书，在学校里老实巴交的姐姐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很好，所以陈老师向人家提出我转到二中就读时，二中的老师同意接收了。
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兴冲冲地去找那个女孩。半年没见面了，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告诉她我这半年的变化、成长和决心。当时也凑巧，我去她家里时，她正好站在门口。我兴高采烈地连忙叫她，发现她脸上露出一种不屑和惊异的表情。她没有让我进门，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她考得很好。当我向她表达这半年的思念时，她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我的话。她说：“您这个人的感情那么古怪……您让我感到恐惧……请您走吧，不要再纠缠不休……”我顿时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噩梦。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然而令我自己也奇怪的是，遭到这样的打击和羞辱，我却没有感到难过。我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眼泪。半小时后，我起了床，写下两行字贴在墙上：“距高考还有359天”和“知耻近乎勇”。那个女孩对我的羞辱，竟然意外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力量。因为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永远这样软弱、被人瞧不起。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能够一鼓作气用这种力量冲破一切牢笼，飞向自由。［霸气 书库 ·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十、新的一页
几天以后，我就到了太谷二中读书，被分到了文科班——五十六班。刚去时因为以前基础也不好，又辍学半年多，成绩并不怎么好。我的班主任叫邢锡宁，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的中年人，很严厉。一开始邢老师对我并不怎么看重，因为一个被太谷中学这个全省重点中学踢出来，到太谷二中这个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不是劣迹斑斑，就是成绩特别差。因此，我来到五十六班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曾经被石灰灼过眼睛，那时我已经很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字，经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笔记。
已经鼓起勇气的我此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异常刻苦。每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甚至用功到了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的地步。由于长期坐着苦读，屁股上都长了疮，有一段时间上课都得站着听讲。我母亲心疼我，给我用海绵缝了个小垫子带着上课。我终于明白，读书所用的辛苦，比在建筑工地打小工要厉害多了。
由于每天用功读书，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所以那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直到八月九日才通过同学们的闲谈才知道。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大惊小怪的，仿佛在二十世纪才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消息一样。当时被班上的同学传为笑柄，说我完全是个孤家寡人。
我刚到五十六班时在班上排名是很靠后的，暑假里进行的摸底考试成绩比第一名少了一百多分。当时邢老师让每一个学生订目标计划，我就把自己定到全班前三名去。我那样订计划不是痴心妄想，而是分析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劣势之后做出的。当时我们班上第一名学生是学日语的，外语成绩自然没有可比性；但是他的其他功课好也有很大主观色彩：语文好是因为作文分数高，政治好是因为论述题分数高。而其他几门，历史、地理、数学，都比我强不了多少。因此我一去就把第一名当参照物，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嘲笑，觉得我这个人是在说大话，直到高考时他们才相信了我当年的分析。
到了那年期中考试，我的名次进了前十名。邢老师是个很惜才的人，见到我几个月长进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