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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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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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井洋行有两个日本职员,日本投降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国,在我们家旁边租了一个院子,靠做酱油谋生。日本人敬业,做的酱油质量非常好,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看,酱油上还漂着一层薄薄的豆油,一望便知是用好黄豆发酵做的。我父亲小的时候,经常到他们的酱油作坊里玩,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黄豆也是粒粒饱满。起初,两人挨家挨户地送酱油,挺和气的,当时不收钱,每个季度结一次账。那时人们诚实,卖东西的从不缺斤短两,买东西的也不恶意赖帐,所以只要货好,生意就特别好做。后来,买他们酱油的人越来越多,两个日本人生意做大了一些,还雇了两个帮工。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真正欢欣鼓舞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在战乱中离开的人们回家乡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以前仅仅有过一面之交、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都如同亲人一般热情洋溢地互问寒暖。一九四六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开封城内的回民爱扎灯笼,往往是回民取胜。而一些读书人,则在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

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当时的场面正是: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悬殊,从十来岁到十八、九岁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被当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父亲他们这帮小孩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开封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开封犹太人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功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些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称买得起童子军服的学生叫“正规军”,买不起制服为“杂牌队”,一点都不照顾学生的自尊心。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有人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男孩子都比较皮实,无所谓;而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表情非常尴尬。我父亲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这几个老师作对,总是自觉地也站到“杂牌队”里去。那几个势利的老师惹不起当官的子女,也无可奈何。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叫刘茂恩,我父亲曾经多次见到过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时(「注」民国时期的儿童节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刘茂恩都身着便装在华北运动场检阅童子军。当时童子军们排成一个个方阵,每人肩上扛一个童子军棍,从检阅台前面走过,接受刘茂恩的检阅。

父亲有一个表姐夫,叫李老五,脑子很活,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李老五当时是刘茂恩的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刘茂恩的饮食起居。在伺候刘茂恩期间,他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解放后,李老五先是在开封街头卖了一阵子菜,后来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亲见他在封丘黄羊口收破烂。那次李老五见到我父亲以后,搂住我父亲的肩膀,诡秘地说:“兄弟,昨天我收了一个电机,八块钱;今天我卖了,知道卖多少?二十八!就这么一转手,二十块钱到手了兄弟!”这时,父亲的表姐走过来训他:“就你能!人家藏都来不及呢,你还在这儿谝!”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说:“这不是俺兄弟吗,怕啥咧。”

大概从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一块巧克力,一块奶油,一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几张餐巾纸。当时河南老百姓吃完饭以后都是用袖子擦嘴,没有用餐巾纸的习惯,见到这些餐巾纸以为是擦屁股用的,于是就说:“瞧人家美国人,连擦屁股纸都准备好了。”

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不过,美国救济总署援助的物资,到了腐败的国民党手里,有不少都被贪污掉了。当时,只要开封救济总署有什么发,市场上就有什么卖。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旧时的开封城内有一家山西商人开的“晋阳豫”糕点铺,专门经营各种高档干鲜货品和糕点。每到逢年过节,“晋阳豫”就派出一个伙计到我们家来订货。这种上门订货的伙计并非一般跑腿的,而必须是口齿伶俐、相貌堂堂的人;穿的也好:身着长衫,足登礼服呢面的牛皮底布鞋。这个伙计拿着鱼翅、海参、木耳等货物样品到家里来,给祖父、祖母或者厨师过目。如果选中,就拿个笔记下品种数量,不一会儿就把货物送来,决无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现象;如果当时没有决定,伙计就把样品留下,约好哪天再来听消息。

除了“晋阳豫”,还有一家“包耀记”也是一个大字号。“包耀记”和“晋阳豫”都位于书店街,二者之间相隔只有几个店铺,经营的范围也大致相同。现在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充满了不正当竞争;但“包耀记”和“晋阳豫”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做自己的买卖,二者之间从不互相贬低。

解放前的晋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原因是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童叟无欺;货物品质特别好,价格却又十分公道,薄利多销。例如我们家后来居住的太谷县城,除了开钱庄以外,还以做药材生意闻名全国。太谷本身并不出产药材,但勤勉的太谷商人们对各类药材都非常懂行,从全国各地搜罗药材,只加以微薄的利润就出手。而那些需要购买药材的外地客商们,一是担心在别处买药材被骗,二是由于别处品种也不全,故都来太谷买药材,既放心、又不贵,品种还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山西人做生意的那股厚道、勤勉、仁义的老传统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挖断了根子,一切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山西人又开始做生意,但已经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了。九十年代,我和我母亲在太原卖花灯时都跟当代的某些山西商人打过交道,发现他们和如今遍布中国的奸商毫无二致:急功近利、贪而无信、阴险狡诈。跟以前以厚道出名的“晋商”老祖宗比起来,这帮不肖子孙简直是有些辱没门庭。

开封光复后,国民政府重新开始行使治安大权,有一些刑事犯人要枪毙。当时警备司令部也在省政府大街上,离我们家并不远,因此父亲经常看到枪毙犯人的情景。国民政府时期,要枪毙一个犯人,一般不召开公审大会,更不割喉咙、穿铁丝、取肾脏,场面往往是相当隆重的:一般都是前面八个号兵吹号,号兵后面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后面是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旗的犯人,专门有个黄包车拉着他;街道两边到刑场的路上,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犯人在路上如果看到街道两边有卖吃的喝的,只要想吃想喝,就吩咐车夫停下,于是押送的士兵就跑腿到那家店铺,掌柜的必然要把最好的食物和最好的酒拿来给犯人吃喝。只要犯人吃得下、喝得下,押送的士兵是绝对不会催促的。当时也没有“划清界限”的概念,允许犯人的家属在路边祭奠。有一次枪毙一个犯人时,我父亲看见犯人的亲朋好友路祭,就在路边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放满酒菜,还烧着香。犯人从面前走过,跟那些亲朋好友道了别,交代了身后的事情以后,才从容坐上黄包车离去。这时犯人的亲朋就对着犯人跪拜,哭声震天。我父亲看见下跪的人里居然还有须发皆白的老者,应为犯人长辈,就觉得好奇,于是问人家为何给晚辈下跪,人家回答道:“黄泉路上之人为大。”

还有一次,碰到一个枪毙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戴着一顶瓜皮帽坐在黄包车上,看到路边有一个点心铺,就要点心吃。前面开路的号兵见他要吃东西,就停了下来等着;押送的士兵则赶紧跑到点心铺里,不一会儿就端出满满一大盘点心,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个年代点心还是相当珍贵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犯人们一般都没有什么心思吃喝了,一般只是吃上两口,意思一下罢了。那个犯人就吃了两口点心,旋即又“呸呸”地吐了出来。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个卖烟的铺子,于是犯人要烟抽。押送的士兵又赶紧跑进铺子,拿了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给犯人点上。那时侯“大前门”是仅次于“白炮台”的高档烟,一般的老百姓是抽不起的。犯人嘴里叼着烟继续坐着黄包车前行,又看到一家卖酒的,就把烟一吐,又要喝酒。也是那些押送的士兵,给他抱出一个酒坛子,一口气喝了三碗。再往前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犯人的老婆在路边祭奠,见到他更是哭得死去活来,直在地上打滚。犯人大概想跟老婆交代点事情,就吩咐士兵把她叫来。士兵连忙去叫他老婆,但那女人正伤心欲绝,任凭当兵的怎么劝,只是在地上哭着打滚。犯人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就上了黄包车,说:“走!走!”这一下,他老婆惊慌起来,也不哭了,爬起来跟在后边撵。犯人见状,又吩咐车夫停下,跟他老婆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后,又继续前往刑场。刑场附近已经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还有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戴着白手套的监刑军官。犯人因为畏惧死亡已经不能行走,就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从黄包车上搀扶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执行死刑的士兵。走到行刑地点附近,两个搀扶犯人的士兵和执行死刑的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同时一松手并把犯人往前一推,行刑兵枪声就响起了。只见那犯人的瓜皮帽往天上飞了一丈多高,几乎和人同时落地。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些专看杀人取乐的游手好闲之辈,此时就鼓起掌来,大声叫好。

执行死刑的犯人,绝大部分都是畏惧死亡的,到刑场后多半需要人搀扶着走。也有个别充英雄好汉的,嘴里就呜里哇啦地喊点什么。但是,他们实质上也怕死,因而都是面如土色,连舌头往往也不听使唤了。即使在离他们几步之谣的地方站着,也听不清他们嘴里喊的究竟是什么豪言壮语。

当然,这种相对比较宽厚的处决方式只是用在平时,而到了战时就没有这种宽待了,特别是到了临近灭亡前夕,国民党镇压异己也更加疯狂。第一次开封战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个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三、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是八年抗战时期四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霸气 书库 …wWw。QiSuu。cOm],经常咯血。到了一九四六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上面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祖父担任“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以后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祖父这个人敬业,即便是重病卧床,也依旧每天办公到深夜。经常是边看文件,边剧烈咳嗽。病重时,祖父的浑身都在发抖,但父亲看见祖父拿笔的手只要一挨着纸,就不再颤抖了。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姓孔;还有一个是日本医生,姓柳川,不知什么原因跑到开封谋生,自己在开封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柳川医院”。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一九四七年初祖父去世后,孔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孔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平时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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