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泄着对这所媚俗的大学和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注」这是财大学生们私下里对“知识混子”类型的教师们的一种蔑称）的蔑视和厌恶。尽管她在很多地方并不赞同我，但是在每一处都能理解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每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到图书馆门前等着对方，然后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到“思园”中小坐。就这样，我度过了我青年时代最幸福、最理想、最浪漫和最真挚的八个月。
那年五月九日我过生日时，娜塔莎送给我一本《呼啸山庄》，还有一盘当时刚刚流行的《校园民谣》磁带。我与娜塔莎的相识，就像一九九四年风行全国的《青春》那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在那遥远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开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从此我夜夜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的飞。
第二天傍晚，我象往常一样到女生楼门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气特别的好，红彤彤的夕阳，金黄色的晚霞，高空中鸟儿在自由自在的飞翔……这个情景，永远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许多年以后，只要我见到夕阳西下，总是忍不住会想起那首歌：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八、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卡里略曾对记者说过：“我过去曾经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但是哪一个共产党人过去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呢？”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尽管随着对苏联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无法无天、残忍暴虐的一面，内心中已经感觉到了某种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维定式并非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当时，我为苏联的解体忧愤不已，对西方势力恨之入骨，对中国现状愤世嫉俗，总是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作对。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社会，用自己的道德观来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者们理所当然的那样：极端，冷酷，坚决；又如同“套中人”那样，拼命地捍卫着已经不合时宜的陈旧信条。
娜塔莎虽是我忠实的听众，但始终没有赞同过我的想法。于是，我们两人之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思辩与交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为了人民？拜托，我就是人民的一员，但我不愿意按照你们规定的格式生活，还有很多人，也不愿意按照你们的设想生活……尽管我承认你们有正义感，但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样？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产机器人好了，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想法，请问你愿意在那种世界中生活吗？人人都应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这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你们怎么能够要求它变得单调乏味？你这样的社会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这种理想，一定是另一个人间地狱……”
就如同五年以前枪决齐奥塞斯库给我带来的思想转折一样，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静悄悄地发生的，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辩论与争执中，在我拼命维护着那些斯大林主义信条的同时，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那么极端偏执，不再那么抱残守缺，也不再那么愤世嫉俗。我渐渐学会了宽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学校对面的省图书馆投影厅上映了一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早已声誉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尔伯格高超的导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他的这部作品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通过这部电影，我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人道主义，什么叫博爱。本来在与娜塔莎之间不断思辩的基础上，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量变，内心中的斯大林主义堡垒早已摇摇欲坠。而这部《辛德勒的名单》，则如同重重一击，彻底粉碎了还残存于我心中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使得我完成了质变的过程。当我看完这部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地从投影厅里走出来时，已经义无返顾地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此，我树立了一个牢固的理念：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都无比珍贵，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去捍卫。
在与娜塔莎不断思辩中度过的八个月，是我思想变得成熟的八个月，是我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八个月，也是梦一样的八个月。我最终信奉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尽力建设一个民主、人道、文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为公正、自由、宽容和友爱，为弱者的利益而战。从此以后的十年里，我始终遵循着这条原则，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九、ОГОНЕК灯光
我原本学过一段绘画，在一般非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中水平尚可。但由于上大学以后一直抑郁寡欢，渐渐地也就不画了。我和娜塔莎相识后一起上自习时，她发现了我在军训期间绘在笔记本上的一些钢笔风景画（奇*书*网…整*理*提*供），顿时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她问我，为什么现在不画了？我回答说，没有心情。她说，你有这么好的功底和悟性，为什么不继续画呢？你的画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为什么不再继续发展呢？我想了想，觉得也对，就按着她的要求又画了几幅钢笔画，多半是苏维埃战士、莫斯科红场等。现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红军和红海军战士的画，以我和她作为原型画的。她看了以后微笑着说，一看到这些画，她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五十年代的《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注」俄文，苏联）杂志上的封面人物。
在娜塔莎的鼓励下，我又拿起画笔，开始绘画创作。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她过二十一岁岁生日时我送了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我自己制作的书签，书签的正面绘的是钢笔画，有一个美丽的红军女战士形象，反面则是微型油画，画的是月光掩映下的白桦林。除此之外，最主要的礼物是一幅取材于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灯光》的油画《ОГОНЕК》，中间对折成为一个贺卡形式，展开以后大概是四开大小。封面上写着：
НАСТАСИЯ21ГОДВСЕГДАБЫТЬМОЛОДОЙ！
（「注」俄语：娜斯塔霞，21岁，永远年轻）
展开以后，就是我的油画《ОГОНЕК》。背景是宁静的夜空，俄罗斯的广袤原野，映着月光的伏尔加河；油画的核心部分，是一轮金色的圆月，衬托着背着长枪和行装的红军战士和他恋人；他们互相拥抱着，倾诉着告别；远处，是故乡的村庄和东正教堂，姑娘居住的木屋窗户里，正透出温暖的灯光。绘画需要灵感，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失眠的夜晚。当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边总是一遍一遍地响起这首《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前线光荣的大家庭，迎接着青年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可他怎么也忘不掉，那熟悉的街道那儿有可爱的姑娘，和心爱的灯光……
就在这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么一幅图景：夜空、繁星、明月、草原、村庄、战士、姑娘、灯光。这个图景由模糊变得清晰，逐渐组合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生动的图画。当这幅图画组合完毕之后，我禁不住心情激动，立刻披衣而起，来到学生会办公室，就开始画了起来。一天两夜，连饭都没有吃，一气呵成。除了画面本身以外，画的上下又用红色刷成边框，这样这幅画看起来有广角镜头的感觉，然后又在上方的红色边框正中写了ЛДЯНАТАЩА（「注」俄语：献给娜塔莎）几个美术字，在下方红色边框右侧署了我的俄文名字：ЯКОВ。并且点缀了一个金星、镰刀和锤子标志。
娜塔莎的生日那天正好也是个星期六，我们约好先去跳舞。当时天气已经有些很冷了，我来到女生楼下面等她出来后说：“达瓦里士，请收下雅科夫同志的礼物，雅科夫同志不喜欢送花，但雅科夫同志敢打赌，这份礼物将强过一打鲜花。”接着，我把这份礼物交给她，看到这巨大的信封，娜塔莎眼睛瞪得很大。我说，现在不要打开看，等晚上回去再打开。
第二天晚上见面时我问，礼物看了吗？娜塔莎显得很激动。“你知道吗，我昨晚上一夜没睡。”她说，“我把你的画看了又看，我们寝室的女孩们个个羡慕得不得了，看着看着我哭了，那个短头发的姑娘就是我……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一份礼物。相信今后我再也不可能收到这样好的礼物了。”我说，你才二十一岁，怎么就说是一生？路还长着呢。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此后，我还创作了另外两幅画《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注」俄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关塔那摩》，前者取材于我对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理解，约一开大小；后者则取材对拉丁歌曲《关塔那摩》的理解，二开大小。每幅画都无一例外画着红星、镰刀和锤子标志，并写着ЛДЯНАТАЩА。 在这两幅画作完成之后，我又着手准备画一组史诗画《祖国》，作为自己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献礼，当时已经设计好了这一组多达十三幅画的全部构思。但只完成了其中的三幅，后来全部中断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十、回乡偶见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是我外公去世三周年忌日。本来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参加祭奠的。但是，我想念外公，于是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赶回去。那天晚上我乘坐武昌开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在郑州下车再转乘汽车去滑县。
那时社会上已经被急功近利的氛围所笼罩，到处呈现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现象。到了郑州以后，我到汽车站坐上一辆郑州开往道口的中巴车。上车时，那个中巴车主对我赌咒发誓说马上就开车，于是我就相信了他买了票。结果那中巴竟然从中午十二点晃到下午两点半才开车，到了郑州郊区的一个批发市场时又说还要进去拉货。我在车上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要求退票下车。那个车主把钱攥到手里了，就不愿意退票。于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中巴车主少给了我五块钱让我下车了。
下车后，我又打了一辆面的回到长途车站，找了一个国营班车坐上，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国营班车守时间，准时发车了。等汽车走过黄河大桥，上来几个扛着大麻袋的人，麻袋里散发出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令人作呕。其中一个人还坐在了我的旁边，一身的腥臭味。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出门在外最好少惹事，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头伸到车窗外躲避那股臭味。
等汽车走到滑县境内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不认得路，就起身对售票员说：等到了小铺公社的时候请叫我一声。我说完这话坐下以后，那个坐在我身边的人推了推我，问：“你到小铺弄啥咧？”我没好气地回答道：“回家呗。”那人又问：“啊？我也是小铺的，你是哪个村的？”我一听是同乡，态度就稍微好转了一些，说是哪个哪个村。他听后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试探着问：“你是不是明堂叔家的？”我一听他居然知道外公的名字，也觉得很惊讶，就说，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人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叫我道：“哎呀，你是小亚吧，我是你多妞舅呀。”他这么一说，这我才想起来有这么个还没出五服的亲戚，小时侯还抱过我呢。三年前外公生病的时候，他也常来家里照料。农村亲戚多，我只记得名字，不记得长相。他本来记得我的长相，只是我这上大学的几年瘦得厉害，已经完全脱了相，所以他坐在我身边大半天，愣是没认出我来。
一认出我，多妞舅就热情起来，跟我讲了好多家乡的事情。他讲到现在种地不挣钱，负担又重。他自己的职业就是每天到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转悠收罗瘟鸡死鸡，然后再卖给道口那些做烧鸡的个体户，一只死鸡一两毛钱收，五毛钱卖。发生鸡瘟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天可以收罗四、五百只死鸡，除去成本赚一百多块钱；生意不好时，他们就弄点毒鼠强拌在粮食里，趁黑夜撒在各个村的路上，等到白天鸡子吃了中毒死亡后，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去收购。有些时候，有些鸡子死了以后都被埋了好几天了，他们还挖出来卖。那个麻袋里散发出的腐臭味，就是他收罗的死鸡散发出来的。
多妞舅认出了我，就劝我说现在劫路的多，晚上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最好跟他到道口把死鸡卖了再一块搭伴回去。我一听，也就同意了。等汽车到了道口，我随着他一起来到一个家做“道口烧鸡”的个体户家里。那家人院子很大，地上堆着一片一片的死鸡。借着灯光，我看到有些死鸡的肉已经呈现出黑色，有的还露出骨头，显然已经高度腐烂了。院子里支了一口烧沥青的大锅，里面是沸腾的卤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鸡的香味。多妞舅还告诉我，为了让烧鸡快点熟以增加产量，这些做烧鸡的还往锅里放火碱（「注」学名氢氧化钠，具有强烈腐蚀性）。先辈们千辛万苦、兢兢业业地打造出来的 “道口烧鸡”，几百年时间里一直名扬天下、有口皆碑；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样被这些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不肖子孙们肆意妄为地糟蹋着。
多妞舅接过了个体户给的死鸡钱，数了两遍，就跟我说，咱们先去吃饭吧。于是我们二人来到外面一个下等餐馆，一人点了一大碗面条。吃饭时我问，那些商场超市里摆的“道口烧鸡”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多妞舅一边呼噜呼噜地吃面条，一边回答我说，现在哪里不是这样，越是商场超市，越是拿包装骗人，这些包装在做烧鸡的人家里都有，以后自己不要买“道口烧鸡”吃就是了。我听了以后，顿时觉得一阵恶心反胃，因为就在前一年我和同学们到鸡公山旅游时，我还专门买了一只“道口烧鸡”尝尝家乡的风味。一想到这里，一口饭也吃不下去了。
从道口到老家有将近二十里路，多妞舅就骑个破自行车带着我。路上他又跟我讲了一些农村的事情。说到邻村有个国民党老兵，四九年离家到台湾，一走就是快五十年，到九四年上半年辗转找回了家。那个老兵父母已经在文革前后去世，还有两个兄弟健在。这两兄弟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第一次见面就带着两大家子人去道口的县台办的宾馆里，每家都拎了一个大编织袋，是打算装钱用的。分别五十年的兄弟一见面，那个老兵是老泪纵横，可他的那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家人却连一点久别重逢的感觉都没有，张嘴就问老兵带来的钱在哪？怎么个分法？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一家一半分？把这个老兵问得莫名其妙。老兵在台湾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