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度过,养精蓄锐;同时,我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每日加班加点,要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八九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而且任务紧,要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日夜加班,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我的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连续作战,长期伏案写报告,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和暂时性高血压,浑身上下整日酸痛,每分钟心跳达一百二十多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我的工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在深入读书思考的同时开始写文章。这些年里,我先后写了一大批思考比较深入全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走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等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繁忙,写作只好见缝插针,通常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五、“成功”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这位哥们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还跟我是“铁哥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一家酒店门口。朋友早在那里恭候了。一见我,热情地迎上来寒暄一番,连说我养尊处优、“发福”了。我只好苦笑,因为这几年里,自己每天坐着写文章写报告,的确“发福”了。在往酒店二楼包房拾阶而上时,朋友在我身边耳语说:“今天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你一定感兴趣。”
“哦?什么人能让我感兴趣?”朋友的话吊起了我的胃口,接着又以老友之间常用的玩笑口气说:“我可是过来人啦,可别弄个美眉让我犯错误啊……”
“嘿嘿,”朋友笑道,“这次不开玩笑,给你介绍一个成功人士。”
“哪路神仙?”
“见了你就知道了,包你不见不知道,一见忘不掉。”朋友卖起了关子。
待到包房,发现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在政府机关、金融部门混的同学,还有几个不认识。见到我们进来,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彼此寒暄一番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陌生中年人显得尤为殷勤,连忙站起来招呼袁行长和我坐到他身边,亲切的跟老熟人似的。落座后,小袁向中年人介绍说:“毛厂长,跟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说完,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哥们,×××公司的×××。”
“哦,幸会,幸会!”中年男人连忙作谦恭状,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送到我面前,“敝姓毛,叫老毛就可以啦。”接着,他又连忙恭维在座的同学:“早就知道袁行长往来无白丁,同学、朋友个个都是人上之人,今天可是高朋满座,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接过毛厂长的名片,出于礼貌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市××水泥厂毛德雍厂长
我心里纳闷,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武汉方言里,“毛德雍”跟“没得用”发音是一样的。这时小袁指着毛厂长跟大家介绍道:“毛厂长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我的老客户了,一直想结交一些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就是毛厂长做东,一来对我们扶持他表示感谢,二来跟大家认识认识,咱们先谢谢毛厂长。”说到这里,毛厂长连忙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袁行长实在是抬举我了,就一个几十人的小破厂子,啥企业家呀。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百忙中抽出时间赏光,我万分荣幸!能结交各位这样的朋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呀!”
我细心观察着这位毛厂长,心想他肯定就是朋友要给我介绍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毛厂长长得很脸谱化:矮个,很胖,歇顶,鼻甲肥大,满面红光,一双明显的酒色过度而红肿浑浊的小眼睛。衣着倒是一般,跟我这些惯于西装革履的同学们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寒酸。不过,他的手指居然上戴了三个硕大的、黄灿灿的大方盖金戒指。初一看,既具有一种官像,又具有商人的俗气。
宴席丰盛自不必说,毛厂长不停地给大家斟酒、敬酒。我暗暗惊奇这位“成功人士”的海量:跟我们在座的喝完几巡,居然毫无醉意,依旧谈吐自如,显得那么有分寸。
这时,朋友说话了,他问毛厂长道:“毛厂长,上次你说的那几个闹事的工人现在怎么样了?”
“哦!摆平了!”“成功人士”兴冲冲地回答道,“跟我玩,他们太嫩了。”
那天酒席散后,朋友送走客人,对我说,你别走,跟我到茶馆坐坐。
我和朋友来到一家茶社,要了两杯茶。朋友为我点燃一枝烟,又自己点燃一枝,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下意识地盯着烟圈看,问我:“对毛厂长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这种人现在多了去了,”我回答道,“你为啥要引荐他给我?”
“为了让你写写他。”
“写他?一个俗不可耐的商人?这样的人我可没兴趣。”
“不,不那么简单,”朋友盯住我说,“你低估了他。”
“哦?那你说他有什么超长的本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
“你知道吗?”朋友又吸了一口烟,“他有六千万资产。”
“六千万?不少,可现在亿万富翁一大把了。”我随口答道。
朋友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名片盒,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名片,借着茶社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印着:
××市×××局毛德雍局长党委书记
这就不对劲了,我脸上肯定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吧?”朋友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我说过你会对他感兴趣,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我自然想得知这位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的底细,连忙请朋友开讲。朋友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讲道:“这位毛厂长、毛局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还在C银行当信贷员。当时国家正在××市投资一个大工程,涉及到移民搬迁。为了安置移民,国家投资六千多万在××市修建了这个水泥厂,当时,我是这个水泥厂项目的信贷员,因此认识了当地主管这个项目建设的毛局长。毛局长很会做人,对我这个小信贷员也毕恭毕敬,跟我处得不错。
“后来,这个工程建成了,毛局长也被当地政府委派到这个厂当法人代表。这个厂与一般小城市的小水泥厂不同,它采用的设备都是全新的,也不是国家产业调整准备淘汰的小立窑,而是采用先进的悬窑,一年可以生产水泥二十多万吨。由于靠近国家重点项目工地,这个厂水泥产品具有其他地方水泥厂无法比拟的优势——运费便宜啊!产品不愁销路,货款回笼迅速——这样好的条件,效益当然不错。唯一有点缺点就是人多了一点,有三百来号人,这也可以理解,本来就是移民安置工程嘛。
“再后来,可能是毛厂长自己有些想法了,于是他不再担任这个水泥厂的厂长,又回去当他的局长,换了一个新法人代表。这个新法人代表却是毛局长傀儡,一切行动都服从毛局长指挥。从这个新法人代表上任伊始,这个厂就亏损,很快停产了。当时我就纳闷,这企业怎么会亏损呢,据说是人多了,可是我算了算,人是多了点,但根据这个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分析,并不至于养不起。正好,当时我准备从C银行跳槽,也就没再管这个事儿了。”
接着,朋友又把C银行骂了一通,说那里按资排辈太厉害,自己在那里干了四年还是个科员,效益却越来越少,还天天说要裁人,这么熬下去不但挣不到钱,说不定哪天改革的春风吹到自己身上被裁掉,要是拖下去过了三十,再找工作可就难了。于是,索性跳了槽,来到这家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这家银行刚组建,自己就算是元老,加上有工作能力,因此很快就乘风破浪,不到两年功夫,就混到副行长了。
“当了副行长后,我没想到居然又碰到毛局长了。”朋友又点燃一枝烟,“这次见到他是为了承兑汇票的事儿,现在他身份又复原了,又成了局长、党委书记兼厂长。你别以为这是简单的官复原职,这次他的厂长可是名副其实的,那个厂已经归他个人了。”
“那么大的厂,怎么归个人的?”我急忙插话。
“我当时跟你一样想弄明白,”朋友把才吸了两口的烟头掐灭,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继续说道:“正好也想把这位毛厂长作为存款户拉过来,于是我就跟他建立了交情,还好,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接触多了,我逐渐知道了内情。毛厂长是靠把企业破产以后拍卖给自己把企业化公为私的。毛厂长,哦,当初的毛局长就是知道国家有规定,破产企业法人代表三年内不得再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因此他就不担任法人代表,换了一个傀儡当法人代表,然后故意让他把企业弄停产。当初他就看上了这个企业的赢利能力,一个远景规划,一步步把这个厂转为自己。现在想起来,这小子眼光可真够长远的。本来停产时,这个厂资产负债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在国有企业里,这个比例可真不算高。但是,毛局长就能找到个审计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把资产大大缩水,使得资产负债率弄成百分之一百三十,然后以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就宣告破产了。很快进行了清算,决定拍卖资产以回收现金,结果,六千万建起来的、好端端的新厂子只评估了一千三百多万,多好的设备,那是我当时经办的,才用了几年,怎么就只评了一千来万?心痛啊!拍卖时也是走了所谓的‘正当程序’,可是这位毛局长就有这个本事,以至于敢参与拍卖的竞买人只有两家:一个就是毛局长,另一个据说是浙江老板,实际上是毛局长找来的‘托’。结果,毛局长以七百万分两年付清的价格整体买下了这个厂。七百万除了交欠税和支付破产清算费用,连安置职工都不够,国家银行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先到帐的三百五十万都被付了清算费,职工到现在还没安置。其实,毛局长自己也就只有一百多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他确实有能力,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贷款拆借来的,他的算盘是:先贷款买来厂子变为彻底的私营企业,裁掉四分之三的职工,用厂子的经营现金流还贷款,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为千万富翁——瞧,多好的设计。”
“难道职工没有一个反对的?难道当地政府对这事全不知情?”我也被毛厂长这通天的本领弄的眼花缭乱,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朋友道,“毛局长具有黑、红两道的本领。还记得刚才酒席上我问毛厂长的那句话吗?”我当然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看到了吗?上次我见到他时,那几个工人又是写联名信,又是说要杀了他。现在,都被他摆平了。我想,他真的有这个本事。至于政府,呵呵,你别忘掉他的另一个身份可是毛局长、毛书记。别看他只是这个市的一个局长,可实际上,你也是明白人,能想象到他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一点。”朋友接着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呢?”
“举报?”朋友淡然一笑,说:“怎么举报?有真凭实据吗?我不是办案人员,这些内幕,有些是我从毛厂长那里听来的,有些是听其他人转述的,有些则只能依据前因后果自己推测的。举报,你得讲究证据,否则弄不好不但不会扳倒他,反而给你定个诬陷诽谤,而去搜集证据,执法机关、护法机关都不去做,我算什么,一个小小老百姓做得到吗?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毛厂长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张精心编织多年,包括护法、司法、行政、党务等一切有权部门的一张巨网,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组织。一个人去触动这张网,必然就好象蚊虫一样,有去无回。你去年夏天写文章揭示出的大吃大喝这种事,就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何况要揭示这么触目惊心的罪恶呢?说不定我还没出怎么着呢,就被人家给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出于一个老百姓的本分和良心,呼吁人们予以重视。”
“那你为什么想起来让我写写这位毛厂长呢?”我问道。
“因为我想让你写他。你知道,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对你那一套什么主义的也不感冒,我可是个现实的人。我不相信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好出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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