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艽锍晌颐堑娜挝瘛保槭摹傲蟆笨淮剩欢谀且槐撸飨蚍⒈砦恼拢骸跋衷谥泄诳帕礁龃蠡幔礁龃蠡嵊型耆煌哪康模阂桓鲆鸸膊澈椭泄裰魇屏Γ阎泄蚝诎担灰桓鲆虻谷毡镜酃饕搴退淖吖分泄饨ㄊ屏Γㄉ枰桓鲂旅裰髦饕宓闹泄保泄嗣窠谥泄膊沉斓贾拢跋露ň鲂模慌挛懦蚰眩フ∈だ保蠖摹捌叽蟆北漳淮省队薰粕健罚蕉家丫龊昧嗽俣筛甑男睦碜急浮�
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国民党的“六大”却吵得不可开交，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不仅辞去了行政院长的兼职（由宋子文继任），并且允诺在45年年底之前召开国民大会，弄得全国政坛一片混乱。
经过八年抗战，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战争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当了汉奸，而一大帮“政坛新秀”正初露锋芒、跃跃欲试。这个时候，谁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战后的政治前途谋取一个制高点。于是乎，大家相互讥讽漫骂，前方的指责后方“腐化堕落”、后方的揭露前方“谎报战绩”，当权的坚决反对“联合执政”，在野的就游行示威“抗议独裁”……抗战还没有胜利，人心就已经乱了。
（插句题外话。马甲我有个观点：国共双方胜负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哪一场或者哪几场战役，而是45年5、6月间的这两次会议——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在政治上已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而国民党则恰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所以我觉得，体会“六大”和“七大”对分析解放战争的结局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这些话说来太长，就不在这里罗嗦了）
政坛上争权夺利、吵得很热闹，可处于前线的湖南战场却十分平静。自从6月9日攻克日军据点以后，伞兵们就没有再打仗，而且，不仅洪罗庙这里平息了战火，就连集结在湘西的国军精锐也停止反攻、纷纷转入了休整。
不打仗就赌钱，牧云山上的尼姑庙顿时变成了赌场。
伞兵在昆明训练基地的时候是不允许赌博的，但现在姜队长不在、两个分队长带头打牌，当兵的也就放开了手脚。
参与赌钱的还有游击队的小头目们。说起来，赌桌上是个语言交流的好地方，蔡智诚他们在输赢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不少衡阳方言。当地有个口头禅，叫做“妈拐”，这其实是句骂人的脏话，但重复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令人反感，大家听来听去，到最后，伞兵二队的每个人都能熟练使用这个单词，以至于几乎成了他们的标志、比任何暗号都管用。如果在战场上忘记了口令，只要嚷一声“妈拐！”，对面的哨兵就立刻会笑着说：“哈！自己人回来了”。
蔡智诚也参与过赌博，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去钓鱼。洪罗庙这里有一条湘江的支流、叫做蒸水，在小河边垂钓一天，总能收获十几条鲫鱼或者鲢鱼。
渔具是向别人借的，蔡智诚的“钓友”名叫周治，是王伟能手下的连长。这家伙外表忠厚木讷、本事却不小，曾经把方先觉军长从衡阳城里营救出来。
1944年8月，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战败。军长方先觉被迫投降，接着又接受伪职、出任了伪“先和军”军长。但方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10月份，他通过衡阳青帮的关系联络上在郊区活动的王伟能游击队，提出了逃离牢笼、重返国军部队的愿望。在报经戴笠老板批准之后，王伟能就着手实施营救计划、派周治到衡阳城里开展活动。
当时，“先和军”里已经有好几个师长团长跑掉了，所以方先觉军长就被日本人盯得很紧，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先和军”的军部在衡阳天主教堂，日军司令部在罗家祠堂，方军长每天除了来往于这两个机关之间，唯一能去的地方是伤兵医院｜奇*_*书^_^网｜。第十军的伤兵医院设在衡阳小西门外的莲湖学堂，老长官来这里看望部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周治就伪装成杂役、混进医院，从锅炉房的墙角挖地道，一直挖到医院高墙外的“西湖”边。
44年10月底的一天（农历的9月），方先觉以安抚伤员的名义来到莲湖学堂，然后趁敌人疏予防备的时机钻进地道。这时候，湖边早就有游击队员装扮成采莲人，而且预备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来、立马就走。当天正下着大雨、脱逃人员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踪不到行迹，于是，方军长就经层层护送来到洪罗庙根据地，又从这里前往芷江机场、坐飞机去重庆了。
方先觉成功脱逃之后，民国的各大报纸都发表头条评论表示祝贺，也有文章透露说这是军统局的杰作，可有谁知道，报纸上所谓神秘的“特工人员”，其实就是周治这样的“土鳖”游击队呢？
因为这个功劳，周治得到了军统戴老板奖励的一根金条，王伟能也奖给他十万元“金库券”——这种“金库券”蔡智诚也有，伞兵刚到洪罗庙，王伟能就给每个人发了好多张，这种纸币的票面是粉红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两种面额，其实就是王县长自己印刷的私钞，只能在衡阳县的几个乡镇使用。伞兵们赌钱时赢来输去的全是这玩意，谁也没把它认真当回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七月中旬。
这时候，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激烈起来，全国各地的国军部队纷纷向当面的日军发起进攻，就连伞兵部队也陆续出动了。
7月12日，准备已久的伞兵一队终于在广东开平实施了空降。本来，他们应该在6月份就执行这项任务的，可当时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将军正与上级闹矛盾、吵着要辞职（结果还真的辞职了），弄得大家临上飞机又宣布“待命”，整整被延误了一个月（所以现在的资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两种说法）。至于“袭击罗定”的伞兵一队为什么要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开平空降？原因和二队相同，因为开平是“敌后根据地”、那里还有个小机场。可是，这个“进攻跳板”也选得实在太远了，伞兵部队一路被敌人追着走，根本不可能达成对日军机场的“突然威胁”，最后只好把任务改成了“对西江渡口进行骚扰”。
7月18日，伞兵8、9、10队在柳州实施空降，任务是袭击位于广西平南县的日军丹竹机场（这里以前是个美军机场）。马甲曾经介绍过，在当时，陆军突击总队完成科目训练的只有1、2、3、4四个队，所以，这8、9、10队其实不会跳伞，只能机降。柳州是6月30号被国军收复的，机场保存完好，三个伞兵队在柳州落地以后，与一队同样、也需要奔波两三百公里才能够赶到目的地——不过这回还不错，打了场恶仗，完成了破坏敌机场的任务。
1945年7月，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掀起了战略大反攻的高潮。国军在广西、湖南和华东各地展开凌厉攻势，相继收复桂林、嘉兴、温州等大中城市，并且夺回镇南关、切断了东南亚日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
国军这次大反攻的举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
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署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内容包括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种种特权转让给苏联，目的是换取苏联尽快向日本宣战，以减少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伤亡——美国人这么做，确实有点缺德。可话又说回来，1945年2月份以前的国军的表现，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也真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军队靠不住、非得请苏联人援手不可。
但无论如何，《雅尔塔协定》的这个内容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对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盟友是不公平的，于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把协议中的有关内容透露给了中国政府，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当即派专使与三国首脑交涉，断然拒绝这个不平等协议，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事高层的自我反省。弱国无外交，国家利益之所以会被外国出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军队没能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又获得情报，美、英、苏三国近期内还将再次举行会晤（波茨坦会议），依旧是把中国抛到了一边。大家顿时预感到，这一次如果再不能展现出中国军队的能力，不知又将导致什么不堪的后果。因此，何应钦等人率先提出了“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鼓励国军集中一切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以战场上的佳绩换取外交谈判上的主动。
事实证明，这次军事行动是卓有成效的。战役的战果和透过战斗表现出来的高昂意志，不仅使中国政府收复了大片失地、提高了国际威望，而且还促使英、美、苏三国在8月初公布的《波茨坦宣言》中签署上了并未出席会议的中华民国的名字，使得积弱多年的中国在刹那间挤身“世界四大强国”之列，陡然增添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当然，此时身在洪罗庙的蔡智诚还无从知晓这些事情。他只是听说湘西的国军部队已经开始向衡阳方向进攻，并且听说伞兵第三队已空运到了芷江机场、准备配合二队作战（这个队后来参加了“芷江洽降仪式”）。
7月26日，伞兵们接到总队电令：“中美联合部队”将在洪罗庙地区实施空降，各分队着即向洪市周边区域展开警戒，以确保空降行动顺利完成。
当天夜里，蔡智诚和战友们拔营出发，沿公路向两翼布防，分别警戒北边的双峰县和南面的衡阳县城方向。
阵地上静悄悄的，大家时不时地向西边的天空仰头眺望，心里想：“中美联合部队，那该有多少兵力呀？”
7月26日，根据总队的命令，伞兵分队加强了对洪罗庙周边地域的警戒防御，而当地游击队则承担起接应空降人员和物资的任务。可是，游击队员对设置空降场地的“业务”并不熟悉，需要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因此，蔡智诚就被派到了周治的那个连。
王伟能游击队各部的番号很奇特。他们以连为基本单位，不按照数字编序、而是给每个连赋予一个挺漂亮的词语作为头衔，比如“光荣”、“勇敢”、“坚强”、“胜利”之类。“周治连”的漂亮名称叫什么不知道，反正大家都喊他们“瞌睡连”——因为这个连队的主要任务是搞侦察和夜袭，官兵们平日里总是一副迷糊困顿、还没有睡醒的模样。
“瞌睡连”的战士到了晚上就来精神，所以夜间守候的差事就交给他们了。
其实，这帮家伙对飞机并不陌生。湖南衡阳是抗战期间中日空战的主战场之一，从1938年起，这里的天空就布满了各类飞机的航迹，中美混合大队首次击落“零式飞机”的战绩是在衡阳上空创造的，44年底的“衡阳大空战”更是号称“空中皇军的末日”，一举终结了日军在华南战场的制空权。
抗战八年，“瞌睡连”见过的飞行员太多了，苏联的库图佐夫、美军的忒布、中国的吴国梁、曾家栋……扳起指头可以数出一大串，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过，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还要属45年元月份的那一次，一架给第三战区送军饷的运输机坠落在樟树山——“妈拐！八个大箱子全都装着钱、地上铺满了新崭崭的钞票。啊哟哟！就象是冲梦（做梦）一样……”
关于“中美联合部队”空降的情况，伞兵们当然不能直接透露给游击队，只是告诉他们说：“姜键队长在上峰面前讲了好话，美国人答应空投一批武器装备，请大家准备接收”——这让队员们十分高兴，大家立刻情绪激昂地投入了各项准备工作。
空降场地很快就布置好了。可是，26号晚上飞机没来，27号也没来，等了两三天，有些人就开始发毛了：“拐！莫是拿老子们耍宝、逗霸场的吧……”
“莫性急，耐点烦。人家从美国飞到中国，总要花费几天时间不咯”，还是周治连长比较有水平。
7月29号凌晨，天还没有亮，远处隐约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嗡嗡嗡、嗡嗡嗡……起初象蚊子叫，后来象苍蝇响。守候了一整夜的人们纷纷站起身来仰头眺望。
“来了！来了！果下子只怕是来了”
“加把火，赶紧加把火”，蔡智诚急忙指挥大家往篝火里添加柴草。
“看呐！是飞机，一架，两架……”。这时候，夜空中的运输机也发现了地面的指示，开始投放降落伞。
“是果里啦！对准果里丢啦！”，游击队员们手舞足蹈、欢呼雀跃。
“姜队长够霸气！美国人说话上算！”
“老子们打仗，再也不用害怕小鬼子了”
…………
29号这天，除了王伟能游击队，还有另外几支游击武装也得到了美军的空援物资。因此，一个月以后，衡阳街头就出现了这么一伙人马——穿着草鞋、叼着旱烟，可手里却拎着卡宾枪、腰上挂着小手雷、肩上还扛着火箭筒——气得七十四军的官兵直跳脚：“哪里来的游击队？比我们王牌主力的装备还要好”
可在当时，蔡智诚却顾不上替游击队员们高兴，他趁大家忙着收拣降落伞的时候，赶紧跑回自己的阵地、打听这个“中美联合部队”到底有多少兵力。
潘崇德告诉他，所谓“联合部队”其实只有伞兵二队的3、4、5、6分队和三十多个美国兵、总共一百多号人，姜键队长和三分队是跳伞下来的，其他人员都是机降。不过，由于天黑看不清地面，有两个伞兵在降落时崴断了腿、立马又坐着飞机回去了。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为什么各种资料对“衡阳空降”的时间有6月、7月的不同说法。马甲估计，当年参战的李延平老人应该是三分队的伞兵，他们的确是45年7月底空降到洪罗庙的，老人家的记忆并没有错。
可是，李老人明明说自己是“被编入第二队”的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美联合部队”降落以后就驻扎在牧云峰。但伞兵一、二分队却没有回到先前的兵营，他们奉姜键队长的命令，向渣江村（今渣江镇）方向转进。
渣江村位于洪罗庙以东二十公里。如果把蒸水作为一条航运纽带的话，这条小河经洪罗庙向东流淌，在渣江村附近转了个九十度的弯，又继续向南奔流二十公里，就到了台源寺镇。从地图上看，渣江村、洪罗庙和台源寺这三个地方，正好处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
当时，洪罗庙附近有两个较大的日军据点，一个是西南方向的金兰寺镇、一个是东南方向的台源寺镇。接到“转进渣江村”的命令，伞兵们立刻就明白下一步将要攻打台源寺了。
（贴张地图。马甲我没有双石兄那样的制图本领，只好随便涂抹几下凑个意思）
这时候，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一、二分队编为一队，三、六（工兵）分队编为二队，迫击炮分队、重机枪分队和美军合为三队——显然，这是预先制订好的作战计划，蔡智诚所在的一队的任务是绕到台源寺的左翼实施突击。
李延平老人可能就属于这个阶段的“二队”。因为在口述中，他和美军官兵一同在右翼作战、依靠工兵破坏铁丝网、还有迫击炮的掩护。另外，他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从空降前到战斗结束的各个过程，可是却没有提及渣江村附近的伏击战，而那正是由一队（一二分队）单独实施的。
有一些资料介绍过这场战斗，但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