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各的理由。
长山岛是山东境内最后得到解放的地方。48年8月，解放军攻克济南，49年6月，收回了青岛，到49年的8月，连长江以南的南京和武汉都解放了，可山东的长山岛却依然控制在国民党军的手里。
这时候，守岛的部队是海军陆战队2团的两个营。
好象很少有资料谈到解放前的海军陆战队，但其实，中国出现这个兵种的历史蛮早的，早在宣统年间就有了。民国早期的海军陆战队分为“北洋系”和“南洋系”两大派，“北洋系”没有什么建树，抗战之前就散了伙，“南洋系”留存的时间相对长一些，鼎盛时期发展为两个旅，掌权的大多是马尾海军校毕业的福州人（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广东人叶剑英就当过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营长）。
在马甲我的印象中，这“南洋系海军陆战队”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坏事是参加过“广州叛变”、帮着陈炯明攻打大总统府，害得宋庆龄女士流了产，实在有点儿缺德带冒烟；好事是参加了抗战，在闽江沿岸与日寇血战、还在长江上布设水雷，建立了不少功绩。
“南洋系”与黄埔师生没有亲情，所以陈诚当上海军总司令以后就把陆战队的编制给撤消了。因此，蔡智诚他们在普陀岛表演抢滩登陆的时候并不是抢人家海军陆战队的饭碗，而是当时的中国军队里确实没有这个挺时髦的兵种——新的海军陆战队是在1947年9月16日（也就是“九月攻势”开始以后）在福州的马尾基地重建的，9月16日也就从此成为了国军的“海军陆战队日”，这意思大概是说，如今在凯撒格兰大道上阅兵的那帮水鬼与先前的“北洋系”和“南洋系”没有任何关系。
现如今的国军海军陆战队，蛮酷的。
再来一张，象不象忍者神龟？
国军海军陆战队虽然是在福州马尾港重建的，但其实与“闽系”和“马尾系”无关。陆战队的司令杨厚彩（湖南人，黄埔六期）和副司令周雨寰（四川人，黄埔八期）都是桂永清的老部下，还和桂永清一起去德国军校留过学——这两个陆军军官能“担此重任”当然是因为了桂永清的关系，但自从他俩开了这个头，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的历届司令就都由陆军将领出任，搞得海军陆战队几乎变成了“陆军海战队”——直到1988年才终于有了一个海军出身的马履绥司令，总算与国际惯例接了轨。
在49年8月，海军陆战队完全是桂永清的天下，负责守卫长山岛的陆战队第二团团长何相臣上校就是桂永清的小舅子。
蔡智诚曾经见过何相臣，当时他还是海军司令部警卫营的少校营长。1947年在上海造船厂参观的时候，大家看见从军舰上拆下来一个铁家伙，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何相臣愣说那东西是“加速机”，其他人感到很怀疑，打听以后才晓得是鱼雷发射器——这事情让蔡智诚他们觉得挺好笑，空军伞兵不认识鱼雷管倒也罢了，没想到海军军官也是稀哩糊涂，从此对这个何相臣的印象很深刻。
何相臣虽然糊涂却比较顽固，解放军给他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可这小子依然不肯投降，闹到最后只好开打（把24军从长江以南调回来打，的确是比较麻烦）。不过，长山岛战役的经过实在太过简单，马甲我就不准备一一细述了。
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是许世友，主攻部队为解放军24军72师（军长王必成，师长康林）和山东军区警4旅、警5旅，外加24军军属炮兵团山炮营、华野特纵榴炮13团以及地方武装力量，总兵力超过三万人；守岛之敌为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2团的第1营（原海军警卫营）和第2营（由警察大队改编），加上长山岛的保安团，总共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这样的力量对比打这样的仗，除了开缴获清单之外确实也没啥好说的。
当然，还可以讲一点“花絮”：
长山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海陆军联合作战”，海军方面派出了一艘“秋风号”炮舰。这“秋风舰”原本是国民党的“201号扫雷艇”，日本货，排水量215吨，安装有4门机关炮和两挺重机枪，49年2月在烟台起义，是人民海军的第二艘军舰（第一艘是蔡智诚曾经坐过的“黄安舰”），长山岛战役时，许世友特意把这艘“海军主力”调过来，希望他们消灭国民党的“美宏舰”（千吨级登陆舰）和“冀平舰”（天津港务局的破冰船上装了一门炮）。
用扫雷艇打登陆舰和破冰船，估计实力不相上下——可问题是当初的“201号扫雷艇”是趁军官老爷们上岸的时候起义的，因此，军舰上的轮机兵和枪炮手多得是、惟独缺少指挥官，共产党虽然在“秋风舰”上安排了政委和指导员，政治方向没问题、可航海的时候还是没有掌舵的。长山岛战斗打响以后正巧遇到刮大风，海流很乱、能见度很低，“咱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哪里会怕刮风下雨”，于是政委就命令勇敢冲锋，结果还没见到敌人、自己先在沙滩上搁了浅，许世友将军只好派一个营的步兵和好多条木头船去保护这艘宝贝战舰——万一它被国民党拖回去，那可就太划不来了。
共军的“主力舰”变成了固定炮台，国民党的兵船就可以来去自如了。何相臣在撤走自己部队的同时，一不做二不休，把岛上的居民也带上了船——据说，这批老百姓到台湾以后定居在基隆郊区的“长山荣民村”，如今国军的水鬼部队里有不少骨干都是“长山岛荣民”的后代，作战勇敢、反攻大陆的意志十分坚决，名声挺大的。
呵呵，不知哪位朋友有机会去这个荣民村探访一番？如果能收集些故事写几个段子，肯定特别有意思。
普陀岛演习之后，伞兵部队就变更了番号，先前的“空军伞兵总队”改名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队编制也改为五个直属营和两个战斗团，总队司令马师恭调任整编第88师师长，由副司令张绪滋升任伞兵司令兼快速纵队司令。
马师恭司令变成了马师恭师长，自然希望多带些人马去新部队壮壮声势，可惜那整88师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川军，虽然被黄埔系接管了却依然脱不了杂牌的底子，实在难以引起伞兵的兴趣。特务队里只有刘盛亨一个人愿意跟着马师长走，虽然也有人给蔡智诚做过思想工作，许愿说过去以后可以连升三级、让他当个少校营长什么的，但蔡中尉考虑了半天还是没有答应——整88师已经重组过了好几回，当兵的早都被解放军吓破了胆，一听见枪声就逃跑，别说是营长，就连团长旅长也是三天两头的当光杆，确实没有多大趣味。
蔡智诚当时的愿望是想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旧中国的全运会是从1910年开始创办的，到1935年办了第六届，以后遇到抗战就停办了，事隔十三年，国民政府又计划重整旗鼓、准备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并以此作为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这场“亚洲第一体育盛事”得到了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各省市、各军兵种和海外团体都组队参加，场面空前的热闹，伞兵也受邀在开幕式上进行跳伞演练——蔡智诚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上场竞技的本事，却自以为满有资格参加开幕式跳伞，于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滩去出出风头。
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畯。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畯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
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并”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
所谓“党团合并”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并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家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并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
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共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押阵督战，有点象是个军法官。
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
“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家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
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
（注：张希道曾任整51师的政治部主任——老51军是于学忠的部队，属于东北军，47年初在鲁南战役中被全歼，师长旅长参谋长统统被俘。这张希道当时混在俘虏堆里没有被人认出来，让共产党教育一番就释放了）
“政训”可以采取集中训话的方式，“民训”工作就必须变点花样才行了。那时候，徐州城里经常遇到上访申冤的外地难民，有时还要搞搞示威游行什么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蔡智诚他们就穿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混在队伍里瞎起哄，手里举着“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嘴里嚷嚷着“拥护绥靖政策！”、“还我民众安居乐业！”之类的口号，一个劲地把斗争矛头往苏联人和共产党的头上引，企图混淆视听、忽悠人民群众。
说起来，徐州的老百姓还真是十分的淳朴憨厚。这里古称彭城，曾经是楚霸王项羽的根据地，民间习俗也透着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见年纪大的要喊“大爷”或者“三爷”、遇见年轻的则应该叫“二哥”，因为“大爷”是魏征、“三爷”是徐茂公，都属于多福多寿、智慧贤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错，听起来让人觉得爽气。“二爷”不能喊，因为秦琼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劲了，那是武大郎，简直就跟骂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们客气，女人就更亲切了。只说一条，这里的女子对男性的尊称是“达达”，怎么样？光打个招呼就能让大老爷们酥了小半边，难怪好多专家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关系。
内战时期，处于战场中心的徐州是国民党的“政治模范区”。这里的民众不仅自发地组织各类保安武装（俗称“小保队”）配合政府“绥靖地方”，甚至到了国军败退的时候还能够“追随政府”、弃家逃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徐州的管理比较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人帮了大忙。
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兵团和陈赓兵团也相继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为了补给军需，就同时采取了红军时期的“走马点火”政策——部队每到一处，立即开展“斗地主”、“分浮财”运动，把有钱人家的财物分给穷人，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供应军队——这样的“急性土改”当然可以最快地唤起贫困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能够迅速解决部队的临时需要，但它却也存在着一些毛病。首先，这种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经过猛烈的“点火”，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无钱可收、无粮可征了；其次，这种方法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军队“走马”所过之处，中农以上的人家几乎跑光，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逃往国统区，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被简单地推向了斗争的对立面。
这个时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还比较平静。于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城市（徐州是铜山县县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万，新开了上千家店铺，设置了近百处慈善机构，城里的街角空地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随处可见神色慌张的难民。
在这样的城市里，泥菩萨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们心灵的导师，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热门的职业。黄河故道边的南马路是徐州卦摊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满了忧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种卦摊名叫“灯下问鬼”，功效是可以通过各路鬼魂探听战场上的消息，因此能够预测失散人员的下落——战争年月的冤魂多、失踪人口也多，这种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摊上摆着签筒，签子上刻有记号，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样、拿着个拂尘晃来晃去，遇到顾客上门，他就开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鬼魂来问话。先生作法以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们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马甲破解：算命签子从外表上看两头都一样，但其实是一头轻一头重的。只要将其中一根的重头朝上，先摇出来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观言察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
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