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团长的吉普车给掀翻了，顺带着还把整个车队都堵在了路上。
伞兵原本是专门突袭别人的，现在却轮到自己被别人突袭，官兵们以前训练的那套本事一下子全都忘光了，有的人胡乱开枪抵抗、有的人跳下车往野地里跑，全团人马都炸了锅。
蔡智诚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下午一点左右。当时张绪滋司令拎着冲锋枪、戴杰夫参谋长抱着轻机枪，两个人跑到搜索营的队列前大发牢骚，说是伞一团遇到袭击，黄百韬却不肯派兵增援，整25师只图自保，见死不救……然后又问：“他们不救我们救，弟兄们敢不敢同我一起去？！”
那还用说，大家都喊“同去同去”。于是就同去。
搜索营抵达刘楼附近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响枪，国军和共军早已经搅成了一团，东一堆西一堆的你追过来我赶过去，根本就分不出哪里是战线。张绪滋司令赶紧命令发信号，“嗵嗵嗵”地几颗信号弹升空之后，情况立刻就发生了变化——伞兵是经过特种训练的，知道那信号是在通知己方的集结地点，而共军却都是些土包子，看见天上的红色信号弹，还以为国民党兵要发起总攻了呢，他们转身就往村子里跑，决心守住阵地、与来犯的敌人大干一场——这下子，原本被追得象兔子一样乱窜的国军官兵也就化险为夷了。
虽然脱险了，但伞一团的幸存者们却都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就连号称“勇将”的井庆爽副团长也是面如土色、沮丧得抬不起头来。毕竟这是伞兵部队自组建以来吃的第一个大败仗，头天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以为可以所向披靡的“国军精锐”，转眼之间就被共军打得落花流水，连怎么输的都没弄明白，这可实在叫人灰心丧气。
井庆爽问张绪滋：“我们怎么办？现在去帝丘庄么？”，张司令回答说：“算了，你们回商丘休整去吧”。于是井庆爽就带着一团的人马撤走了。
现在想来，张绪滋当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表面上看是因为伞兵受到重创之后情绪低落、士气涣散，已经无法保持应有的战斗力，根据特种部队的作战原则，的确可以临时解除任务、退出战斗；但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老张在跟黄百韬赌气，张司令觉得既然整25师可以不派部队来救伞一团，他也可以不让一团去帮老黄打仗，这也是保存实力的一种考虑。
其实，黄兵团这时候已经被华野部队包围了，离开战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大家都认为井庆爽能够把队伍带出去，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就曾经率领伞兵一队在敌后（广东）进行过长距离的大范围穿插，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事实上，这一次他也同样做到了。
再PS几句：
有人说豫东战役是“快速纵队垮得快”，认为在7月3日的这场战斗中，“伞一团被歼灭，团长张信卿被击毙，伞兵部队彻底瓦解，张绪滋带着残部逃回了商丘”，从而影响了全局……这其实是受到了廖辅仁的那份请功报告的误导。
张绪滋并没有逃到商丘，他一直坚持到了战役结束；张信卿也没有死，他因伤调离了伞兵部队，后来到国防部任职去了；伞一团也没有被全歼，当时在刘楼遇袭的部队包括伞一团、快纵辎重营和汽车第28团一部，总共约三千人左右，而伞一团撤到商丘以后还剩一千五百多人，除了团长张信卿和二营长（姓潘）负伤，其他的主要干部并没有多大损失。
但刘楼战斗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被人们忽视了——刘楼车队的卡车一辆也没有能够开出来，快速纵队的全部辎重物资都落到了华野6纵的手里。
失去了卡车上的辎重物资，伞兵们很快就没有弹药了。
部队出征的时候总要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备弹药，所谓“基数弹药”有的随身携带、有的归营团管理、有的由兵团负责运送。不同部队的弹药基数的具体数量不同、携带的方式也不同，比如整25师的士兵，不管是干什么的，身上要带步枪子弹、挎包里要装机枪子弹，屁股后头还要吊着一枚迫击炮弹……但伞兵却不一样，他们更强调轻装机动，所以冲锋枪手只揣几个弹匣、重机枪手只拎一条弹链，其他的东西全都丢在汽车上。
这次到豫东参战之前，快速纵队的弹药本来就没有补足，所以兵团的兵站里一点儿存货也没有，现在辎重营的物资连同卡车一起全部交给了共军，伞兵们立马就傻眼了。
怎么办呢？只有去找整25师打商量，可张绪滋司令又拉不下这个脸来，只好让戴杰夫参谋长去求情说好话。
下午四五点钟，蔡智诚他们退到了杨桥村。张绪滋不愿意去帝邱店看黄百韬的脸色，所以决定带着快纵司令部和伞二团一起在这里守阵地。
可是，这阵地也不是好守的。傍晚的时候，戴参谋长和工兵营的人还没有把弹药借回来，华野6纵的“王老虎”们却已经杀到了杨桥跟前。
共军的第一轮攻击就上来了三个团，正北面是16师46团、正西是18师53团，再加上从东北方向冲过来的6纵直属特务团……
哎呀呀！国军伞兵要完蛋。
杨桥村位于帝邱店西北四公里，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把村庄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个村子在7月3日上午曾经被华野6纵特务团攻占过，下午又被伞兵二团夺了过来。
伞兵进村的时候，村子里空荡荡的，老百姓全都跑光了，不仅看不到牲畜、粮食和农具，就连水井上的辘轳都被人藏了起来——睢县这里在抗战时期曾经是新四军的“睢杞太根据地”，现在，老百姓又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坚壁清野，搞得国军将士连一把锄头、一根扁担都找不到。
找不到锄头扁担就修不成工事，伞兵正好可以偷懒。
在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习惯分为两个流派。一类以“土木系”十八军为代表，强调“稳扎稳打”，无论走到哪里，队伍停顿下来之后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建造工事，什么鹿砦陷阱梅花桩、地堡战壕铁丝网，先把阵地搞好了再吃饭睡觉。黄百韬的整25师基本上也属于这个路子，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除了要扛枪扛炮，还要带上铁锹洋镐斧头锯子，部队开到哪里，哪里的民房就变成了炮楼、哪里的树木也被砍得精光。
相对而言，“远征军系统”的部队就不太注重建造工事，他们更崇尚火力和机动性，认为那种“背着碉堡走路”的做法是“战略上的进攻，战术上的防守”，因此新1军、新6军或者第5军这样的队伍在行军的过程中很少花大力气修建防御阵地，一旦搞急了就和共军对攻对冲，冲好了可以大获成功，冲得不好就只有稀哩哗啦，一败涂地。
很难说这两种流派哪一个更高级。比较起来，随时随地修工事的办法当然稳妥一些，而且国军确实有不少“经典战例”是靠“守”出来的，但这种“稳妥的”办法也存在着过分耗费士兵体力、制约战场机动能力的缺点，很容易弄得部队筋疲力尽、士气消沉，所以也有许多国军主力是被“守死”的。
快速纵队的“少爷兵”都是些宁可被打死也不愿意被累死的人物，他们的作战原则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只求快不求稳，当然也就用不着修工事。伞兵们以往在战场上能刨个散兵坑就算是很不错了，对挖沟垒墙筑碉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可这一次，黄百韬愣是给快速纵队派来一个姓王的上校督察官，那家伙成天拿着根木棒子到处跑，一会儿说要在这里堆沙包、一会儿说要在那里挖战壕，简直把大家烦透了。
因此，杨桥村的老百姓把农具都藏了起来，真是符合伞兵的心意。蔡智诚他们的折叠铁锹都丢在辎重营的卡车上，连同帐篷被褥和行军锅一起统统送给了共军，现在官兵们的手里只剩下一把伞兵刀，想刨个单人掩体都困难，更别说挖战壕了。大家看着王督察官无可奈何的样子，都象拣着了什么大便宜一样，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开心了没多久，麻烦就来了。
傍晚的时候，蔡智诚带着部下在村子外面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夏至过后，地里的高粱和玉米都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密密麻麻的青纱帐遮挡了视野，非得把它们都砍倒了才能清理射界。
一伙人挥舞着伞兵刀，正忙着左右开弓地糟蹋粮食，忽然看见几个侦察兵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回来，嘴里还嚷嚷着：“共军上来了！共军上来了……”，大家一听，扭头就往村子里跑。
跑到村口，遇到张绪滋，张司令问：“共军来了多少人？”
“不清楚，听说多得很……”，蔡连长也是稀哩糊涂。
于是张绪滋就捧起望远镜这边瞧瞧、那边看看，蔡智诚也只好不跑了，陪着他东张西望。
看了老半天，没看见共军大部队，却发现两公里外有几个人正手脚并用地往一棵大树上爬，张司令就说：“让狙击手把他们打下来”
“狙击手恐怕没把握，不如用重机枪打打看”。
蔡智诚知道张绪滋是想出口恶气。几个小时前，老张在刘楼指挥作战的时候被躲在大树上的解放军战士偷袭了一把，幸亏身边的卫士反应快、扑上来替长官挡了子弹，结果司令官没事，副官和警卫却被打死了，所以老张现在恨透了爬树的人。
搜索营里射击水平最高的要属海国英了，他操起重机枪“嗵嗵嗵”地打了一阵，远处那棵树上的人就掉了下来，这让张绪滋司令觉得十分满意：“好好好，就这样打，就这样打”，大家也兴高采烈地夸奖老海干得漂亮。
正高兴着，就听得“咻——”的一声，一颗炮弹飞过了头顶。“榴弹炮——”，伞兵们顿时有点傻眼，心说：“那几个爬树的人物不会是炮兵的观察员吧……”
紧接着，又一颗炮弹“咣”地炸在了前方——妈吔！两发校正弹，一颗靠后、一颗靠前，接下来的炮火就该要落在自己头顶了，大家知道大事不妙，吓得抱着脑袋四下狂奔……刚跑出去几十米，就听见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呼啸，就好象从头顶上开过了一列火车，刹那间，沙石飞崩、硝烟弥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爆炸的气浪把蔡智诚掀了个跟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等他好不容易收拾心神抬头张望，发现村口附近已经被炸平了，海国英的那挺重机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攻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庄，居然可以动用12门野炮和10门榴弹炮进行火力预备，这是国军精锐部队也难以办到的事情。铺天盖地的弹雨把杨桥村炸成了一片废墟，也把伞兵们先前的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劲头炸飞到了九宵云外。
好在这时候解放军的步炮协同技术并不熟练，炮击停止之后很长时间，步兵都没有发起进攻，伞兵各单位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检查伤亡、布置防御。搜索一连在这场炮击中伤亡了十几个人，这样再加上先前的损失，蔡志诚的手下就只剩下五十来号人马了，他干脆把一连编成了两个分队，由海国英带一个队，自己亲自带一个队。
本来，让罗华当分队长可能更合适一些，可这小子正发着高烧，眼神迷离、面颊通红、嘴唇上全是火泡，看上去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蔡志诚很担心他是不是染上了瘟疫——七月的豫东，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地面被烈日晒得滚烫，从马口、刘楼、董店到杨桥这里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龙王店、铁佛寺那边就更不用说了，隔着老远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这样的环境特别容易诱发流行病（事实上，豫东战役也确实引起了一场瘟疫），蔡志诚想起当初在松山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还有美国人帮忙打预防针，可现在在中原腹地打内战，却连一点预防措施也没有，真是无可奈何。他只好派两个士兵紧跟着罗华，免得他头昏脑热的晕倒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人知道，至于这家伙的瘟病会不会传染给别人，现在是顾不上了。
按照张绪滋司令的安排，伞二团负责防守村北，司令部和直属部队负责防守村南，搜索一连的位置在杨桥村的西南角上，蔡志诚的连部设在一座被轰塌了半边的二层小楼里，这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晚上八点钟，一阵刺耳的尖啸划破夜空，解放军对杨桥的进攻开始了。
据说，华野第1、4、6纵（叶陶王部队）发出攻击指令的方式并不是吹冲锋号，而是用一种经过改造的信号枪不停地射击，当子弹通过特制枪管的时候，这种枪就能发出一段响亮而怪异的声音。马甲我曾经问过几位老人，请他们模拟一下信号枪声的效果，可老人们想了半天、结果却都是摇头：“学不出来，反正很怪就是了”。蔡志诚倒是描述过自己的体会，他说：“那是一种用尖刀刮骨头的感觉”。
1948年7月3日的夜晚，这种“尖刀刮骨”般的枪声响彻了杨桥村的四周。伞兵二团报告，“东北方向和正北方向各受到了共军一个团的进攻”，就在大家都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可能是在村北的时候，正西方向也出现了攻击部队，伞兵观察哨报告，“共军的规模是一个团”。
好家伙，第一波进攻就上来了三个团，粟裕和王老虎可真够看得起国民党伞兵的。
华野6纵如此慎重其实是有原因的。
在当时，伞兵集团是国民党军“硕果仅存”的一支快速纵队，也是唯一一支从“战略进攻阶段”到“战略防御阶段”都没有受到过重大打击的摩托化突击集群。两年来，第三快速纵队在华东战场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虽然没有打过什么硬仗却也没有吃过什么亏，弄得华野各部都不太清楚这伙外表十分夸张的人马到底能有多大本事。
“叶陶王部队”是华野的绝对主力，这以前，伞兵曾经打过1纵、追过4纵，惟独没有和6纵交过手，伞一团今天下午在刘楼与16师和18师的狭路相逢才算是双方头一次照面。
按以往的情况，国民党部队在遭遇战中被解放军的优势兵力包围，肯定立马就一败涂地了，但出乎6纵意料的是，伞一团虽然被冲乱了却并没有溃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伞兵还没尝过解放军的厉害，心气比较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伞兵接受过分散状况下和被动状态下的特殊训练，三五个人靠在一起就能结成战斗组、几个战斗组凑成一伙就敢打反击。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共军追得国军到处跑，但真打起来的时候，一个班甚至一个排的解放军确实还很难收拾这东一堆西一摊的乱兵，折腾到最后，16师和18师又被那几颗红色信号弹欺骗了一把，结果就愣是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6纵的“老虎”们哪里受过这份窝囊气，当然是追着撵着也要把逃走的敌人抓回来再揍一顿。可解放军并不知道伞一团已经径直回了商丘，还以为他们跑去和伞二团会合了呢，于是就迅速赶到杨桥，并于当天晚上发起了全面攻击。
杨桥战斗的现场指挥员是华野16师副师长黄光裕（55年大校，曾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参战部队有16师46团、47团，18师52团、53团和6纵直属特务团，另外还有三个野炮连、两个日式榴炮连和一个美式榴炮连配合作战。在7月3日晚8点发起的首轮攻击中，由北向南进攻的是6纵特务团和16师46团，由西向东突击的是18师53团——全纵队战斗力最强的16师48团（老虎团）并没有来，18师战斗力最强的52团（彭冲团）也没有上，这多少说明了王老虎此时对伞兵的能耐还有些吃不准，所以留了一招后手。
在蔡智诚他们当面的是18师的53团，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24军72师215团。
这53团其实是很能打的，当初曾经抢占垛庄，立下了“孟良崮战役第一功”。但这个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