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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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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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但如果说粟裕是“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潇洒一击,从容凯旋”,似乎也不够客观。因为华野部队向淮阳“乘胜收兵”的时候,后勤机构被邱清泉给截住了,俘虏、辎重甚至伤病员都丢了不少,而华野各部却没有办法回头去救,显然撤退得十分匆忙。并且,在随后爆发的济南战役中,原本是华野绝对主力的第1、4、6、8纵担任的都是打援的任务,反而让9纵、13纵和“排炮不动,必是10纵”这样的以防守见长的队伍在济南城头硬闯猛冲……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解放军在豫东战场上所付出的代价。

'网'因此,马甲的观点是——豫东战役的结果当然是共军战胜了国军,但这是险胜,华野部队的损失也很大——不过,比衡量战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发生在解放区外线、国统区腹地的铁路干线周围的大兵团战役,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占得上风,说明华东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在敌占区实施大规模决战的能力,其战略意义远高于战果的价值。

豫东战役其实是几个月后的淮海战役的预演,这场战役的结局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并直接导致了那场角逐中原的战略大决战的提前到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因此,从1948年的7月6日起、从华野部队撤离帝丘店外围的那一刻起,战争留给黄百韬、邱清泉、黄维、杜聿明乃至蒋介石的时间就已经不多了。

但在当时,黄百韬和邱清泉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正为了争权夺利而争吵不休。

从表现上看,在豫东战役前期收复开封城的是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在战役过程中始终保持攻击态势的也是整五军,在战役最后拯救黄百韬整25师和余锦源整72师的仍是整五军,并且,部队伤亡最少、俘虏和缴获最多、战果最大的还是整五军。7月6日早晨,当邱清泉开始追击华野各部的时候,黄百韬还在帝丘店里惊魂未定,胡琏兵团以及从徐州赶来整74师距离雎县战场还有将近一天的路程,所以,邱清泉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但仔细探究一下就有问题了。

当时,邱清泉的整五军下辖整5师(师长邱清泉兼)、整70师(师长高吉人)和整83师(即第100军,师长周至道),但是,在救援区寿年兵团的过程中,邱清泉却只让整5师和整83师在前面轮换着打来打去,始终不派整70师上阵,这样一来,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却只出动了一个师,当然难以突破共军的阻击。

那么,邱清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区寿年兵团的整75师原本是配属整5军的,但他们的师长沈澄年却与邱清泉搞不来,成天闹着要分家,结果吵来吵去就给调到区兵团去了。没想到,部队才过去了没几天,沈澄年的人马就被围在了龙王店,邱清泉听说此事顿时火大:“整75师要是跟着我,共军哪里敢招惹,沈澄年愿意跟老区在一起,就让他尝尝挨打的滋味!”,于是整5军就把事情整得磨磨蹭蹭的,一心想让解放军替邱军长出口恶气。

从道理上讲,区兵团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应该固守待援才对(就跟黄百韬一样),所以邱清泉也一直大大咧咧地觉得时间还很够用。可谁知道,区寿年会在7月3号凌晨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反向突击”(老区好久没有打仗了,不晓得共军的厉害),结果立马就被活捉了去,等邱清泉7月5号听说之后才知道情况不妙——玩笑开大了。

这下子,邱清泉真的急了,赶紧把部队全放了出来,整5师在右、整70师在左、整83师在中间,呈品字型实施宽正面大迂回。粟裕先前还以为“邱兵团在我打击之下伤亡较大,攻击正面缩小”(语见《张震回忆录》),一看到这架势才发觉局势不对,立刻就下令撤退、不陪邱疯子玩了。

结果,整5军好一番紧赶猛追,最终只截下了华野的部分后勤单位。

事后,邱清泉给陈毅写信(他不知道华野的指挥员已经是粟裕),想用手里的俘虏去换区寿年和沈澄年,可见他并不是真的愿意让区老头和沈老弟被人家抓走,而且他先前与黄百韬也没有什么矛盾,所以更不是故意要让老黄在帝丘店坐蜡。但“邱疯子”这么二百五似的乱搞一通,不仅害了区寿年,也连累得整25师差点被全歼,黄百韬实在是气不过,就在蒋总裁那里告了他一状。

邱清泉中了别人的“暗箭”,自己还不知道,还美滋滋地在战场上等着升官当兵团司令。

等来等去,消息传下来,七兵团司令委派的是黄百韬,邱疯子顿时就气炸了。以前,整25师经常在整5军的统率下作战,黄百韬的地位没有邱清泉高、战绩也不如邱清泉,这一次要不是整5军“营救及时”,黄师长说不定早就死翘翘了,可谁知道这老杂牌居然会莫名其妙地窜到了邱军长的上头。更为可气的是,黄百韬七兵团竟然还把整83师给要了过去,这等于是硬生生地抢了整5军的一支精锐主力(整83师归属黄兵团后恢复第100军的番号,几个月后在碾庄被全歼),你说让邱清泉如何能接受得了。

于是,邱疯子就彻底地发了疯,他丢下部队跑回温州老家睡大觉,连国防部的“总结会”也不愿意参加了。没办法,副军长高吉人只好代替他去。

开会的时候,蒋总裁来了,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薛岳、杜聿明、上官云相、周岩……甚至连宋子文、郑介民都到了会场,真是济济一堂。

黄百韬起立做汇报,先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奋发努力英勇顽强,接着又埋怨整5军对区兵团的救援不力,于是老蒋就问高吉人是怎么一回事。

高吉人当时兼着整70师的师长,他的部队根本就没上阵打仗,除了最后一天参与过追击,其余的时间都在后方呆着,对前线的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老高又属于“拘谨内向、嘴笨口拙”型的人物,遇到关键时刻更是唧唧歪歪的一句利索话也讲不出来,结果惹得蒋校长火冒三丈,差点没把高副军长拖出去崩了。

如此一来,黄百韬得了枚“青天白日”,邱清泉却挨了个处分。邱疯子这才弄明白是老黄在背后摆了他一道,依着他的脾气,怎么可能不记仇。

几个月以后,邱清泉升任第二兵团司令(前任司令是杜聿明),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又被共军围在了碾庄,还是要麻烦老邱前去救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于是乎,邱清泉再次使出了豫东战场上的老招数,他只派第5军(整5师)在前面打打闹闹,让其他三个军在后面磨洋工。黄百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玄机,心里有苦说不出,结果折腾了老半天,最后只好给了自己一枪……

邱清泉的跋扈骄横和心胸狭隘是十分有名的,为了这个缘故,几十年过去,黄百韬的部下提起“邱疯子”还是一百个不满意,并且顺带着对第三快速纵队也没什么好话可讲——这理由很简单,国民党伞兵原本就是从第5军起家的,他们和邱清泉属于一路货。

不过,整25师与伞兵之间的矛盾,还有个另外的原因。

在雎县的时候,黄百韬曾经有个打算,想把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都收编到自己的旗下。对此,交二总队长张绩武是十分愿意的,因为他本来就不属于军统的人,在毛人凤的手下混得很不开心,所以早就希望把队伍拉出去干正规军。豫东战役结束之后,黄百韬立刻向上头要了个番号,准备把交二总队改成整25师的163旅,让张绩武当旅长,蒋介石刚开始的时候也答应了(PS一下:163旅原本是川军整56师下辖单位的番号,这个旅在襄樊战役中被刘伯承的队伍歼灭了。有趣的是,川系163旅的前身是“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其祖师爷恰好是刘伯承本人)。

张绩武的旅长关防还没弄到手,毛人凤就先知道了,他赶紧跑去找蒋校长,坚决反对把交二总队调出军统。而这时候,伞兵司令张绪滋也来抱怨黄百韬“强行扣留”快速纵队的人员和装备,蒋委员长一生气,就把163旅的番号给收了回去。结果是黄百韬白忙一场,张绩武的“正规军梦”没有做成,反而把总队长的职务丢了(由一大队长罗其陶接替),他被调去当了个有职无权的“津浦路南段护路指挥部中将副司令”,另外还委了个“交警第一旅”的旅长官衔,但那个“交一旅”其实只是个空头番号,手下连一个兵也没有,纯粹是让张旅长自己过干瘾用的——这毛人凤还真是够幽默。

张绪滋坏了张绩武的好事,但张绪滋当初是怎么忽悠黄百韬的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时候,老黄对老张还是满不错的,不仅让他在司令部里休息、待他客客气气,而且在随后的“国防部总结大会”上也没有告他的黑状(说实话,如果老黄在那会场上揭发几句,张绪滋弄不好会被枪毙的)。

但是后来,既然张司令不乐意做黄百韬的部下,老黄也就翻了脸,他立刻揭露伞兵司令临阵脱逃的恶劣行径,并强烈要求严肃军纪。幸好,这时的徐州战区指挥官已经由顾祝同换成了杜聿明,而杜长官当第5军军长的时候张绪滋是他的参谋处长,彼此关系十分亲近,他见黄百韬才告完老邱又来告老张,不禁有些恼火,心说“怎么只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汉,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帐王八蛋?”,当即打断老黄的话头:“我对张绪滋很了解,他不是那样的人”,这才把事情压了下来。

饶是这样,整25师还是扣着伞兵的大炮和重机枪不还回去,并且还在各类报告中把快速纵队的表现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怜的张绪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黄百韬的手里,虽然觉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只得忍气吞声、最后不了了之。  

 但话又说回来了,邱清泉、黄百韬和张绪滋虽然狗咬狗整得很厉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却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责怪徐州剿总的指挥失误、共同抱怨后勤供应的效率太低,结果这样折腾了一通,负责战役指挥协调的“剿总参谋长”郭汝瑰被调回了国防部,负责军需供应的“第一补给区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职(郭和朱后来都在四川起义)。

 就这样,原本是一场被吹嘘得沸沸扬扬的“大捷”,最后居然会闹得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怨气,国民党军的内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上层人物之间的争斗与蔡智诚并没有什么关系,长官们忙着吵架,他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自在。

为了表彰伞兵指导员在“震慑内乱”中的杰出功绩,上峰发给蔡智诚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这和他刚参军时在松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样。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连同勋章一起奖励给他的还有五百块钱金元券。

于是,蔡功臣就揣着这刚刚发行的崭新的钞票,财大气粗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离开帝丘店,蔡智诚被送到商丘医院,他在这里遇见了一团团长张信卿,张团长的腿断了,一张笑眯眯的胖圆脸也变成了瘦长的苦瓜。经过豫东一仗,快速纵队的伤亡惨重,先前出征时的七千人马只活下来了不到两千,劫后相遇的人们彼此面面相觑、长吁短叹,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在那段时间里,商丘医院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第三快速纵队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说伞兵即将被空投到“匪区”作战……搞得病房内外人心惶惶。

这些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8年7月2日,襄樊战役爆发,国民党第15绥靖区(康泽)的三个旅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在襄阳一带。战至7月10日,国军的外线阵地被突破,康泽急忙向南京求援,并提出调遣伞兵参战——按当时的战场情形,从地面增援襄阳和樊城已经来不及了,由伞兵实施空降倒确实不失为一条捷径——南京国防部觉得康司令的主意实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样一来,却让伞兵们犯了难。

那时候,国民党伞兵的头上顶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空军伞兵总队”,受空军总司令部管辖,另一块是“第三快速纵队”,属徐州剿总的编制。所以调动伞兵的时候光有国防部的指示并不能算数,必须经过空军和徐州方面的协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让伞兵去送死,他们认为国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开河——当时,徐州这边勉强还能够跳伞的官兵只剩下不过千把号人,大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南京训练基地的人马虽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刚在地面练习荡秋千的新兵,若是派他们实施空降,恐怕立刻就会被摔死一大半。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伞兵部队增援襄樊,纯粹属于纸上谈兵——于是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和徐州剿总就来来回回的猛扯皮,你说我消极胆怯我说你卤莽愚蠢,一直闹到7月16日襄阳被攻破(康泽被活捉),也没能确定最终的“解救方案”。

但这场扯皮却也给高官们提了一个醒:先前把伞兵部队混入陆军使用的办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门、用非所长,伞兵平时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关键时刻又上不了天,到头来得不偿失。因此,从48年7月下旬之后,“第三快速纵队”就被撤消了,伞兵单位改称“空军伞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进行整补,依然由张绪滋担任司令,下辖三个团,井庆爽任一团团长,赵位靖任二团团长,另外将“南京留守处”改编成伞兵第三团,由刘农畯担任团长。

8月初,原本在商丘养伤的张信卿、蔡智诚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准备参加“8、15”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活动。据说,蒋介石总统届时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阅兵,还要给豫东战役的立功人员授勋。也许是考虑到伤兵身上缠着的绷带比较容易出镜头,司令部还特意让蔡智诚他们在操场上列队演练了一番,意思是想让这帮“挂了花的功臣”为庆典场面增添几分悲壮的色彩。

 伞兵们考虑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帮忙。从48年7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量达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苏、江西和福建各地接连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围几乎变成了泽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削减了庆典仪式的规模,把原定的“总统授勋”改为给立功人员发放一笔慰劳金,蔡智诚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块钱金圆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说明一下:“8、15”期间,何应钦、顾祝同、杜聿明、关麟征、余汉谋等高官曾经视察过岔路口基地,蒋介石也在庆典结束后的10月份接见了张绪滋、井庆爽、赵位靖和刘农畯——这次“总裁面训”后来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说成是老蒋准备让伞兵做自己的“御林军”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国民党普通部队的师以上军官、特种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在任职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经过老蒋的“面试”,而在当时,井、赵、刘三位团长都属于刚刚上任的“新官”,所以这次面谈只不过是一场例行的任命仪式罢了)

在上海,蔡智诚养伤的地方是“联勤第二总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当时这里是专为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提供医疗护理的高级场所,设备条件好、伙食也很不错。蔡伤兵的床头卡上的官衔是“空军少校”,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联勤司令部搞错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经从上尉变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职位是伞兵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员。参一科是负责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门,当时伞兵部队正在进行补充和整训,科里的上上下下一头忙着填写阵亡通知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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