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
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三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三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三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
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
（PS：伞三团未能装船的近百吨粮食后来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变卖为活动经费）
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
伞兵三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三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
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
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三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畯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
政训主任不管事，其他人就更管不着了，一帮伞兵从上午十点狂饮到下午一两点，这才摇摇晃晃地上了船。营长和连长们基本上都喝高了，还没等轮船启航就纷纷酣然入睡，安排舱位的事情只好交给督察队去完成。
“中字102”号船身长100米、宽16米、吃水4米，满载排水4000吨，装备两台柴油主机，航速11节。它的内部舱位分为三个部分，底层是暗舱（弹药舱）、中层是大舱（坦克舱）、尾部是乘员住舱，另外还有舱面的岛型建筑也可以住人。
（这是“大别山号”，也就是招商局的“中字122”，“中字102”也是这个样子）
当初作为军舰，这条船安装有十六门火炮并配备了140多名官兵，虽然改成滚装轮之后只需要二十多个水手就足够了，但它的乘员住舱却依然保持着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原样。舱内有上百张床位，是整条船中住宿条件最好的地方，蔡智诚的“国大代表团”、22兵团通讯队和伞兵的军官家眷就住在这里。除此之外，伞三团的营级军官住在舱面建筑，而基层官兵则被安排进了“中舱”，这中舱其实就是以前的坦克舱，面积大、空间也比较高（设计能装十八辆坦克），伞兵在船舱里搭建了上下铺，两千多号人挤在一起就象是屉笼里的肉包子一样，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舱面上停满了卡车、吉普车和摩托车，大大小小的汽油桶、汽车轮胎以及各种军械配件捆在一起摞得老高，伞兵的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军械修理所的车床、钻床、马达发电机，官吏家眷的皮箱纸箱、大小包裹、长短家私，再加上海员们随船私运的棉纱、布匹和中西药品……各种各样的物件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把原本还比较宽敞的甲板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杂乱的货场。
“货场”的四周划着警戒线，除了手持武器、臂带黄袖箍的督察队员，其他人一律不许在舱面上乱走。“中字102”的左右两舷各有两个吊架，吊架上的四艘LCVP艇 （Landing Craft Vehicle Personnel）这时已经架起机枪、成为了督察队的临时岗亭。小艇上站着一位神情严肃的年轻上尉，手里拎着“汤普森”、腰间还插着两把短枪，蔡智诚忍不住提醒他“你把枪机打开了，万一轮船颠簸枪走火，打到自己怎么办？”，那位显然没怎么上过战场的执法官这才赶紧关上了手枪的保险。
（LST坦克登陆舰上的LCVP艇。从舷号上可知这两艘小艇属于“中字201”，也就是台湾海军的“中海”号）
伞兵部队的每个营和每个连都有正副两个指导员，通常情况下，执法官的工作应该是由具备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担任的，可这次为什么会让一个毛头小伙来领导督察队呢？蔡智诚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客舱，问过姜键以后才知道，原来伞三团的政工干部有的留守上海、有的被派到福州去打前站，整条船上就没剩下几个指导员了，而蔡智诚刚才遇到的那个上尉是刘农畯的弟弟、团部连的刘锦世连长。“小伙子很机灵，虽然没有打过仗，但管管纪律应该还行”，据姜键副团长说，这次航行中只有团部连的枪械里装有实弹，维护军纪的事情也就由刘锦世全面负责。
那一天，姜键明显是喝高了，不过他还记得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说起“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情依然觉得十分可乐，拍着胸脯自吹自擂：“当年要不是有我这包龙图，蔡智诚说不定就做了陈世美”，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船舱里除了蔡家小两口，还有姜键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的家眷也在船上，钟、杨两位是连襟，他俩的妻子是同胞姐妹，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人。
男人们闲聊了几句就无话可说了，但女性之间的沟通能力却非同寻常。轮船还没有开动，几位老婆就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唧唧呱呱地交流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并且约着晚上一起看月亮、早晨一起看太阳。可惜好景不长。下午三点，“中字102号”启航出发，轮船还没有离开上海，女人孩子们先就晕了船，一帮人趴在床头抱着脸盆又是呻吟又是吐，什么“海上升明月”的美丽景象都顾不上了。
那天晚上大家上床都很早，有的是因为酒醉有的是因为晕船，但蔡智诚却睡得很不安稳，也许是由于船舱太闷、马达声太响，也许是由于水兵的铺位太狭窄，他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勉强合上眼。
14日上午八九点钟，蔡智诚还躺在床上，船舱里突然喧闹起来，先前跑上甲板看日出的官员家眷们全都被督察队赶了回来，说是为了避免遇到风浪出事故，所有闲杂人员今后一律不许出舱。
陈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一大早就溜了出去，已经瞧见了“海上的太阳”。这时候，她坐在床头比比划划，十分兴奋地向丈夫描述着黎明前的大海是什么模样、云彩是什么样、一轮红日又是如何地跃了出来……看着妻子的手势，蔡智诚感到挺好笑：“你把方向都比错了，这时候的太阳应该在船的左舷，而不是右边”。
“瞎讲，我才没有搞错呢，太阳就是在这边……”。旁边的几个老婆孩子也纷纷为陈丽君担保作证，那轮红日确实是从船的右舷升起来的——顿时，蔡智诚的胸口象是被什么东西猛然堵住了一样，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拎起披风就冲上了甲板——果然，轮船已经掉头，没有驶往南面的福建，而是转向了北方。
舱外站着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前甲板上传来一阵阵聒杂的吵闹声，有几个军官似乎想从坦克舱里往外面爬，而督察队员又使劲地把他们往下面推，双方就在舱口那里争斗起来。一位腰间插着两支手枪、胯间吊着两支信号枪、手里一杆冲锋枪、浑身上下披挂得象是“西部牛仔”一般的中尉正声嘶力竭地狂吼着：“都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回到船舱去！”，船舷上的督察队员们也跟着喊叫起来。
“发生兵变了……”，蔡智诚的心里一阵慌乱。还没等他判断清楚形势，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他赶回了船尾的客舱。
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
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
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
“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
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
“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
“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
“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
“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
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畯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畯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三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
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象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象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
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