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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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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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吧。

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儿》。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

当初选择“蒲公英”作为书的标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的形状比较象降落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几分相似——虽然有过扶摇而上的际遇,但飘荡的历程却终究取决于不可抗拒的风云,从天上到地面、从理想到现实,以兴奋的开场到无奈的结束,最后归于尘埃,归于草芥。 

蔡智诚曾经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但骨子里却仍是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受过现代教育,但传统观念十分顽固,他有着爱国的热情,但并没有政治的觉悟,在民众的疾苦面前,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蔡智诚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对社会的丑恶,他既无法同流合污也难以划清界限,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彷徨。但蔡智诚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是否愿意,任何人最终都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踉跄向前。 

岁月蹉跎,时势造人。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黄金历经大浪淘沙的过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风中漫舞的轨迹。灿烂的英雄伟业当然值得歌颂,但在我看来,那荒野里飘忽的伞花其实也有着可以纪念的回忆——这就是我愿意讲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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