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１９２５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 年）。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5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 ７ 月 ６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 １９２５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 １９１１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 １９２５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 ２２０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 １９２５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 ３ 月和 ４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 １９２５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 《血痕》，2，1925 年 6 月 19 日；3，1925 年 7 月 12 日。《救亡》，2，1925 年 6 月 16 日。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1 月 14 日，第 29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 日，第 7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29 日，第 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266 页。
④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40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88—190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5 日，第 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８ 月）
和英国公司（１０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 １９２７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１９２４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１８９２—１９５１ 年）
和李璜（１８９５ 年—）可能 ２０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
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
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
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
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
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１８９４—１９４５ 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
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
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
的总体国家”。①
在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 １９２７ 年之
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
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
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 １９１９ 年的纲
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
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
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
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
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 119 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
34。1（1974 年 11 月），第 73—98 页。
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
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
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
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
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
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
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
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
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１９２０ 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
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
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
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 １９２５ 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
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
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
直到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
炯明。而且直到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
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
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
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
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
过 １９２４ 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
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
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
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
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
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
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
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
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 １９２５ 年成立的中央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 月 17 日，第 91 页；1925 年 10 月 31 日，第 194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 年 3 月 7 日，第 21 页；1925 年 11 月 21 日，第 228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4 月 17 日，第 179 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2 月 13 日，第 316 页。
⑤ 《北华捷报》，1925 年 6 月 24 日，第 146 页。
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
—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
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
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 ６
月份已经开始而在 ７ 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
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
场。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
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
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
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
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１９２６ 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
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
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
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
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
合。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
在孙传芳的支持下，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
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
１５０ 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
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
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
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１９２４
—１９２６ 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
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
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
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
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 １９２６ 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
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
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
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
１９２６ 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
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