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这 ９２ 处中只有 ４８ 处保持海关关卡，这个事实说明，许多地方在中国的
国际贸易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在“条约港口”本身，中国的主权在两个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
国国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下，在这些地方可以居住，拥有财产和从
事工商业（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地旅行，但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能在内
地居住）；其次，在某个条约港口已经卸下的外国货，付了一次进口税（按
照中国不能控制的关税税率）后，如果再要转运到其他条约港口，就不必再
缴税。缔约列强强迫中国政府把这种关税特权扩大到自愿开辟的港口。但是
后一种港口在以下一点有别于那些有“租界”的条约港口，即中国的地方官
保留了市政和治安的全部控制权。
有 １６ 个条约港口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
中国 １９２０ 年前后的外国“势力范围”
的特区，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卫生、道路、建设管理等等）都由外国人
管理，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例如，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外
国人居住区为“租界”。在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征用或者买下整个区，然后
永久地租给特定的列强（在天津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比利
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汉口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广
州租给英国和法国）。租借国的领事常常得到工部局的支持，是每个租界的
主要官员，通过他们，外国人个人可以转租到特定的产业。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根据条约专门划给外国人居住和经商、但不
租给有关列强的若干地区组成。中国当局把地契发给向原来的中国拥有人购
地的外国人。地契然后在外国领事馆登记，而领事馆实际上发给一种地契保
证书，以使土地的转让更加确定，同时又提高了每一项产业的价值，从而有
利于外国的律师、传教士及其他人士，这些人作为受托的拥有者，从中取得
了巨额收入。在法律上，中国人不准在租界内拥有土地，不过事实上，许多
人通过外国人的代理都做到了这点。在上海的租界内，大量的土地由中国人
直接拥有，所有权从来没有转让给外国人。
通过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这是在中国为取得结果而采用的正
规的合法手段），公共租界这块原来是英美租界的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见
第 １０ 卷第 ２３８—２３９ 页，即其中译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２５８—２５９
页），在 １８９３ 年扩展到 ２．７５ 平方英里，在 １８９９ 年扩展到 ８．３５ 平方英里。
原来面积为 ０．２６ 平方英里的法租界，经过 １８８１、１９００ 和 １９１４ 年几次扩展，
扩大到 ３．９ 平方英里。１９１５ 年的努力以及后来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
国公使所作的几次努力，企图为公共租界划进更多的土地争取正式批准，但
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此时它开始对要求废除所有外国租界的民族
主义情绪作出反应。但是，通过发展和占有邻近的土地（先是造租界外的道
路，然后是铺自来水总管道和电缆，最后是征税和行使警察的权力），事实
上在外国控制下的“越界筑路区”，在 １９１６ 至 １９２５ 年期间有了相当大的发
展。
在上海租界，通过外国领事颁布一系列“土地章程”的手段，排他性的
外国市政当局精心地设立了。中国人在同意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 和 １８５８ 年的条约时，
没有想象到这种市政发展，但是，当外交使团提请北京正式批准时，北京不
得不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使团有时，如在 １８９８ 年大大地修改了上海的计
划。１８９８ 年的土地章程是 １９２８ 年华人代表获准参加工部局以前，公共租界
“宪章”的最后一次修正。它们提供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大班寡头政治”，
但是拥有的正式自治权比它寻求的要少，因为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
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批准，而上海工部局的权力名义上
是受限制的。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是公
开的。可是实际上，虽然这两个使团可能批评其上海居民对中国地方当局颇
为盛气凌人的态度，但通常是支持这种态度的。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只是纳税人会议的执行机构，逐步地扩大了
权限，取得了行政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
（除了土地税——因为土地在中国领土内——和关税外，中国不向上海的租
界征税）。工部局的九个成员只能由外国选民选出，选民拥有土地的价值不
得少于 ５００ 两，或者每年至少付租 ５００ 两。他们在民国初期稍多于 ２０００，不
足外国人总人数的 １０％。纳税人会议如没有非常重大的事项，到会的人常常
很少，选入工部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个核心小圈子操纵，主要是英国人，代
表工商界的利益。公共租界的市政雇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初期为雇员总人数 １０７６ 人中的 ９６５ 人，还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 ７９２ 名锡克
人），所有主要部门——卫生、公共工程、电力、垃圾处理、财政、救火会、
商团和工部局的秘书班子——的头头也是一样。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主权保持完整，但实际上，租界是外国人自行治理
的地区。在租界内，除了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外，公共租界的
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
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只有得到有关的外国领事同意，才
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或刑事案
件要在会审公廨上审理，这种公廨实际上（而不是根据条约权利）常常被外
国的陪审官所左右。中国军队通过租界的权力始终被外国市政当局拒绝，它
们坚持这些租界在中国的内战中是中立的领土。
上海的外国人生活
在租界的大部分外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用这样的见识来加以漫画
化，即除了雇人力车（每英里五美分）或舢板船外，都不付现钱，连主日教
堂的捐献也是如此。到处飞的用来付款的单据或便条，是列强的商业、外交、
军事和宗教代表在华逗留期间暂住的这个基本上设备齐全的世界的象征。其
中有的人成了变化中的中国实况的有见地的观察家，他们懂华语以及艺术和
文学修养的某些内容，甚至结交中国朋友，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字面
的和比喻性的“饮食”却是由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原料制成。一个英美
烟草公司的美国新雇员，回忆他 １９１１ 年 ８ 月在公司食堂入伙的情况：“这是
我将在以后几年所吃的数百次类似的便餐的第一次——清炖鸡汤、蘸面包末
的炸牛排、大米饭、煮青菜和粘手的馅饼。用必不可少的 Ｌｅａ＆ Ｐｅｒｒｉｎｓ 牌
酱汁的英国式烹调法——味道全给煮掉了。”①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县城”去。在闹哄哄的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以前，空
闲的时间完全是与其他身穿条约港口生活中特有的消遣服装的外侨一起度过
的。有钱的公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坐着敞蓬马车，下午在静安寺路那样的曲折
大道上来回。这条大道上附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的大别墅，
是喝英国式漫长午茶时所见的景色。众多的廉价仆人使某些正餐和娱乐的方
式有可能办得比上述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加大方，但仍反映了一个事实：
外国式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
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地送
上威士忌加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
卡巴菜餐馆和夜总会成倍地大量发展，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馆②和社会性
俱乐部③外面的“夜生活”限于少数地点，像路易丝？拉杜的卡尔登咖啡馆和
宁波路上的饭店（见地图 ６），那里为城市成群的盛装外国人提供有音乐伴
奏的精美的正餐。“但是到了 １０ 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
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 １０ 点钟直至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的阴森可怕的灰色石砌
房子中放荡地进出，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④
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乐部房、在静安寺路东端沿护界浜占有大块
面积的跑马场，每年举行两次（５ 月和 １１ 月）为期三天的大赛。场地的中心
建有板球场和网球场。上海的外国人热爱运动，特别是骑马和打网球，这也
许是对大部分社会集会中普遍酗酒的补偿。上海俱乐部号称有“世界上最长
①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 20 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其本地烹饪技术举
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 L。＆P。酱汁。
②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馆，位于西华
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③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路，日本俱乐部
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④ 哈奇森：《中国通》，第 236 页。
的酒吧”。板球俱乐部设有 １２ 个网球场和练习板球的 １８ 张网。上海高尔夫
球俱乐部成立于 １８９４ 年，１８９８ 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妆室、用具间和酒
吧间的俱乐部房。①
在骑马和打网球之余，还可看上海业余剧团和法租界的法国剧团的演
出。在 ５ 至 １１ 月期间，市铜管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奏，冬季则在市政厅演奏。
每个外国社区都保持自己的社团——美国社团、德国社团、英国的圣乔治社
团、苏格兰人的圣安德鲁团体、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团体；对国庆节和民
间的节日庆祝都很热烈。对更严肃的文学和教育团体也投入了精力，它们是
亚洲文会华北分会、摄影学会、教会文学界联合会、美国妇女文学协会、园
艺学会、美国大学俱乐部、德国交响乐团，和文学晚会等等。慈善团体包括
上海动物保护会、慈善会、海员救济会和急救协会。万国商会是各行各业社
团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其他的社团包括股票经纪人协会、驾驶员协会及会员
超过 １００ 人的工程及建筑师学会。
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
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
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 １５０００ 册西文图书。十几
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
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１３ 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
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
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
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
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
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
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
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
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①
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
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
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
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
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
乐部，它在 １９０１ 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
台。商团成立于 １８９８ 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 ７０００ 册，从 １９１４ 年起
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
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
日报》进行竞争。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
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
①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
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
部等等。
①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 4 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
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武汉三镇（１９１５ 年前后）
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树荫和草坪的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
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 １８ 孔的高尔
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
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有一个著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
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
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它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老
中国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了。“上海意识”不但不容中国当局的干涉，而
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团和公使使团视作一个累赘，认为它们有时虽然可以利
用，但总是过分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我们根据更容易接触到的材料着
重地叙述了光彩夺目的一面，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上海及其他地方的
条约港口的生活，根据鲜明的阶级界线分化了。一个人之出名，是因为他所
从事的职业，加入哪个俱乐部，和拥有多少匹种马。犹太人、葡萄牙人和欧
亚混血儿过着一种隔离的社会生活。虽然一小批犹太商人在上海一般地说过
得不错，但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承担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报酬
职务，如文书、店员和秘书。每个条约港口有一群外国的流浪汉、处于困境
的水手和事业上失败的可怜虫。外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邪恶和犯罪的下层
社会，在条约港口生活的给人以鲜明印象的回忆录中，很少被人注意，但它
们也是外国存在的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国的“租借地”有五个，是 １８９８ 年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基地时，
中国割让的领土。面积共 ５５２ 平方公里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周围的领土，在 １８９８
年 ３ 月被租给德国 ９９ 年，德国并获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三条铁路线以及沿线
两旁 １０ 英里范围内采矿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