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
① 《民声》，1—33（1913 年 8 月 20 日—1921 年 6 月 15 日）。
②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 年 9 月 10 日），第 53 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 年》，第 97—98、224—225 页。
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
志《新青年》创刊。①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
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０５ 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
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
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
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
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 １９１５ 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
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
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
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
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
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
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
的口号之下。到了 １９１９ 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
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
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
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
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
相应的情况。到 １９２０ 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
成新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
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打下基
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
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
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
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
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
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
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
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
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
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著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
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专制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
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
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①
① 《新青年》，1915 年 9 月—1926 年 7 月，重印本 14 卷（东京，1962 年）。
① 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 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 70 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交儒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 １９１５ 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
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
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
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
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
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
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
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
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
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
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
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
的名声。②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
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
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
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
在 １９１５ 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著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
仍然是 １９０２ 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
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
有几分宇宙的基本本质。谭嗣同曾使斗争成为一种关于道德品格的验证尺
度，梁启超也曾经说过，作为进步动因的正在奋斗的个人体现了有关其真正
目标的道德，因为被理解为拒绝向他人优势力量屈服的旺盛斗志应当对平等
的道德目的作出贡献。这种出于弱者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容易地调
和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承认重实效的、有成效的努力以求得道德价值。
在陈独秀最重要的论文《敬告青年》中，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
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
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
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①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隐喻取代宇宙论
的隐喻，成为号召采取现代人的态度的论题的框架。“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这些训诫反映了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文化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训诫
体现了从个人礼仪上的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乌托邦要求，而且陈独秀
的解释表明，这一训诫也运用了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准则的科学理论。在这
里，以及在他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中，陈
按照他自己所主张的实证的试验和社会决断的模式，发展了初期“新民”理
想的重实效的、以工作定向的潜在力。
因此，在《新青年》关于解放了的个人的解释中，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世
俗论，促进了进一步通过客观社会实践向着意义明确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并
家研究讨论会的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 年 6 月 4 日。
② 关于陈独秀的科学主义见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 年 9 月），第 1 — 6 页。
且离开了个人解放的早期模式，这种模式被设想来作为道德上自我实现的一
个方面。个人主义的品德——独立、自力更生——并不是以社会－乌托邦的方
式与从所有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相联系，这种解放是激进
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
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
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
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
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
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
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
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
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
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
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②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
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
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
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
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
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 ２０ 年后在《新
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
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①
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
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
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
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
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
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
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
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
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
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
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②吸取
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
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
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
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 年 12 月 1 日），第 29 页。
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 年 1 月 15 日），第 22 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
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 年 1 月 15 日），第 25—26 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
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
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
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
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
——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
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
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
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
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
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
早在 １９１５ 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
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
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
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
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
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
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 １９１８ 年创办了第二种
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
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
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
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
１９１８ 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 １９１９ 年
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
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
度形成：
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
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
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
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
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
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
在地。①
１９１９ 年和 １９２０ 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
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