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公用事业
６．建筑业
７．现代运输和交通
８．老式运输
９．商业
ａ．商店和饭馆
ｂ．行商
１０．政府行政
１１．金融
１２．个人劳务
１３．住宅租金
（减除：银行服务
重复计算）
国内净产值
折旧
国内生产总值
刘－叶
１８．７６
０．６４
２．０４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４３
１．２０
２．７１
１．７５
０．９６
０．８２
０．２１
０．３４
１．０３
＿＿＿＿＿＿
２８．８６
１．０２
＿＿＿＿＿＿
２９．８８
０．１６
０．４７
１．２４
０．８０
巫
１２．５９
０．３８
１．３６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９２
２．５４
０．６４
０．２０
１．０３
０．９３
（－０．１７ ）
＿＿＿＿＿＿＿
２０．３２
１．４５
＿＿＿＿＿＿＿
２１．７７
资料来源：巫宝三 １９４８ 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
消费者的开支》，第 ２０４—２１１ 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
第 ６６ 页，表 ８。
业第三，占 ９．４％。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 ５．６％；金融、个人劳务和
房租 ５．６％；政府行政 ２．８％；建筑 １．２％。另外一种说明 １９３３ 年国民收入
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
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 １２．６
％。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
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 ８７．４％。从支出上看，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大陆
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１９３３ 年国内总支
出的 ９１％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 ４％，而投资总额占
５％。
１９３３ 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
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
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 １９５７ 年的物价，代替他自
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
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 ３）。
表 ２ 和表 ３ 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 １９３３ 年，而另一
个是用 １９５７ 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
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 １９４９ 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
这些表所暗示的 ４０ 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
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 １９ 世纪末叶
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
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
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２０ 世纪前
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
业。但是，甚至在 １９３３ 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
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这是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的 ３％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 ３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１９３３ 年，１９５２ 年（１９５７ 年物价）
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
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 1933 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
展》，第 29—32 页和附录 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 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116—125 页。
部门
制造业＋＊
现代＋
农业
服务
折旧≠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
８．５
２９．９
１０．０
—
４８．４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亿元
１１．７７
１．３
３５．２３
１２．５２
２．１９
６１．７１
４．５４
１９５２ 年
１７．２３
３１．５８
１７．０７
—
６５．８８
１１．１１
制造业＋
现代
农业
服务
国内生产总值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７
１．０００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０．１９８
０．０２７
０．５９２
０．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２
０．４５９
０．２５９
１．０００
０．１６９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 １９３３ 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
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Ｈ．珀金斯：《中国 ２０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见珀金
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１１７ 页，表 １。
因此，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
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
在 ２０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
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
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
应份额相反——在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１９１２ 年 ４．３ 亿，１９３３ 年 ５ 亿，１９５２ 年 ５．７２
亿——与表 ３ 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按 １９５７ 年物价）分别为 １１３、１２３ 和 １１５ 元。考虑到整个数
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 １９３７ 年开
始的 １２ 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
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
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
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最后崩
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１９４６
—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
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１９４０ 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
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 １９３９ 年平均低约 ９％。１９４２ 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
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 １９４２ 或
１９４３ 年。战后时期，１９４６ 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失去控
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
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
减少。①
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
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
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
租常常有困难”。②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
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
活水平。１９５２ 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
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
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 ４０ 年的其余部分来说，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在华北）、洪水（例如 １９３１ 年
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
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
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
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
迎。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 及 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 年 12 月），第 12—
30 页，估计 1946 年的国民收入比 1933 年低 6％（按照 1933 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 A。多克？巴尼特：
《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 78—80 页；关于 1937—1949 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
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78—287 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
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59—103 页。
② 珀金斯：《中国 20 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 124 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34—240
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5 章。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１３ 年间，至少有 ５４９
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
业的创业资本共计 １２０２８８０００ 元。①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 ９６ 家外国所有和
４０ 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 １０３１５３０００ 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
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
在 １９１３ 年有 ６９８ 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 ３３Ｏ８２４０００ 元，工人 ２７０７１７ 名，第
二张表则指出在 １９２０ 年有 １７５９ 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 ５００６２００００ 元，工人
５５７６２２ 名。②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
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
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
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１８
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
举例来说，１９１８ 和 １９２２ 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
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
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
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①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 １９３３ 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
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
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
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
当可靠。刘大钧 １９３７ 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 ２４３５ 家华资工厂，资本 ４０６９２６６３４
元，总产值 １１１３９７４４１３ 元，雇用工人 ４９３２５７ 名。②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
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 １１８６ 家。在 １９３３ 年，华资工厂 ８０％以上
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
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 １９３３ 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
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
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 ３８４１ 家（华资 ３１６７ 家；外资 ６７４ 家），
总产值 ２１８６１５９０００ 元（中国：１４１５４５９０００ 元；外国：７７０７０００００ 元），雇用
工人 ７３８０２９ 名。③
①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 年》，《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 章。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 55—56 页。
①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 年 8 月 17 日），第 157—158 页。
②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按照 1929 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
30 名以上的企业。
③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卷 1，表 1 — 2，在第 64 页后；表 5，第 70—71 页；增加的
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2（1947 年 12 月），第 130—136、144—147
表 ４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１９３３ 年
总产值（ １９３３ 年，百万元） 工人数（ １０００ ）
生产资料
中国本土
华资
外资 满洲 总计
中国本土
华资
外资 满洲 总计
木材
４．４
５．６
１１．６ ２１．６
１．２
１．５ ２．３
５．０
机器，包括运输设备
黑色金属和金属制品
５５．４
２９．４
９．９
１．４
２７．２ ９２．５
１８．１ ４８．９
４５．７
１５．５
５．２ １４．４ ６５．３
０．４ １１．８ ２７．７
小电气设备
１．３
０．８
—
２．１
０．７
０．３
—
１．０
石头、粘土和玻璃制品
４４．５
１．６
９．７
５５．８
３４．７
１．１ ８．９ ４４．７
化学药品和化学制品
５８．５
１０．０ 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