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
税收。在 １９２２ 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 ５０ 多万元（上海
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
１９２３ 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 ６００ 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
一笔 １００ 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
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
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
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
个在孙博士的 ３１ 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 ２ 月底
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
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
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
来源。
根据 １９２３ 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
大本营提供了 ６００ 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
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 ９００ 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
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净得了近
３００ 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
偿还 １９１３ 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
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 年》，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 年 12 月），第 665—727 页。
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
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
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
近 ３０ 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
员。在 １９２３ 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
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
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
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
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
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
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
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
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
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
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
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
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
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
廷于 １０ 月 ６ 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
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
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
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
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
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
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
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
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１９２３ 年 ９ 月，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
战略之中。１９１９ 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
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 １９２０ 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
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
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
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
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
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
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
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
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
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
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
源和环境已在第 １０ 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
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
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
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
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
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
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
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
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
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
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１９２２ 年 ６ 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
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
俄。１９２２ 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
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与孙博
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
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
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
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 １８８４ 年 ７ 月 ９
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１９０６ 年他被驱逐出
俄国，在美国度过了 １１ 年。然后在 １９１８ 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
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
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
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１９２３ 年春季
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 ３９ 岁，从
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
议。１９２３ 年 ５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
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
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
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
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
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
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
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
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
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
心是为加强共产党而工作。 ①１０ 月 ２５ 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
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
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
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
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
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
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
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
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
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 ２８ 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
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
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
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
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
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
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
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
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
一项减地租 ２５％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概览》，第 344—346
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2，第 25—26 页，摘要。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 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
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 130—138 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
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
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 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
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 年 11 月 23 日—1924 年 1 月
13 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 1077—1079 页；关于宣言，见 1079—1080 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 1080—1084
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 73—85 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 73—85 页）。鲍罗
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 年 11 月 25 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 50 期，1923 年 12 月 29 日
（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 637—638 页。又 A。I。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 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 37—43 页。
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
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
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 １１ 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
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１１ 名国民党广东省党
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
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
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
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
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
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
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
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
民党内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