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59 页；推断的日期是 1926 年 4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间。一份令人
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 212—221 页，特别是第 221
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
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
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
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
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
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
—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
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
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
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
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
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
它成为一个大党。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
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
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
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
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
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
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１９２５ 年 ２ 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 １９２５ 年初期还不到 ２５００ 人，至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已发展到约 １２５００ 人。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前，９０％的团员为学生，但到 ９ 月份，他们只占 ４９％。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学生占 ３５％；工人占 ４０％；农民占 ５％。②共产党由于 １９２５ 年中
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 １９２６ 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
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 ６６％被划为无产者，２２％
为知识分子，５％为农民，２％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
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 100—101 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
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 年 1 月 28 日，第 14—18 页。这是
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
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 年 2 月 15 日），第 69—94、84 页。案卷
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 131 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 年 3
月—11 月》，第 118 页。1927 年 5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
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
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 37 页。
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
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 ５４００００ 人发展到 １２４１０００ 人。①但是，
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宣布，它在 １１７ 个工会中有 ２１８０００ 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 ６ 月爱国大罢
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
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
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 ９ 月被赶出
上海以后，只有 ４３０００ 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有 ８１０００ 名）。②
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
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
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
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和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
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
９４ 个县中仅仅 ２２ 个县的 ５５７ 个村或乡，就有会员 １７２１８５ 名。①一份关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 ６６ 个县的 ４２１６ 个乡协会中有会员 ６２６４５７ 人。②
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 ４７８ 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
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
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
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
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
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
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
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
④ 见上《1925 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 1 段的第 2 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 年 5 月 5 日），
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219 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
关于过去一年（即到 1926 年 5 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 年 6 月 5
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 329 号，第 56 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269 页（根据 1925 年 8 月 7 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
217804 人）；又切诺斯，第 339 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 1926 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
—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 1926 年 5 月，15 个工会连同 47 个分会只有会员 81000 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
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 2 部分，《1926 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400—402 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 7 条脚注。官方的 1925 年 5 月的数字为 21 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 年 7 月），第 639—687、654 页。报告提供了每
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 1926 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 71 个县的 6442 个协会有 823338 名会员。见 T。C。
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 15—16 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 182 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
（第 78—92 页），讨论了讲习所。
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
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
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 １９２６ 年头三个半月的 １６４ 件冲突事件，大部
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
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
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
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１９２６ 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
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
围，但对到 １９２６ 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
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１９２３ 年 ３ 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
决定提供 ２００ 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
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 ３００ 万卢布（约 ２７０ 万中国
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的按月资助为 １０ 万中国元。④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
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
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１９２５
年〕１２ 月 １ 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 ２５０ 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
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 １０００ 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
汇去 ３ 万元。②根据 １０ 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
通过鲍罗廷在 １９２４ 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 ３５０００ 中国元；布廖赫尔 １２ 月 １ 日
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
物。③
当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
３ 月 ３ 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 ３００００ 卢布；它还公布了罢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 667—668 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 24—30 页），举例加以
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 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
的参加者》，第 22—40 页，特别是第 24 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 640 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
到 4 月 19 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 1924 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 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 41—65、
62—63 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第 802 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 1925
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 212 页、第 352 页脚注 99。
③ 美国国务院 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 年 6 月 9 日，内有精琦士 5 月 29 日从广州发的快信，
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 5 月 27 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
第 62—63 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
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 １４８０００ 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
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 １９２５ 至 １９２６ 年持久
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
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的罢工过
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
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１９２５
年 ４ 月至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 ６００ 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
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
失意的事。尽管在 １９２５ 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
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
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
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
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
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
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
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 １９２３ 年以来那样，
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
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
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
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
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
仅有 １２０ 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 ３５５ 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