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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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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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
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
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
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 月 20 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
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
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
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
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
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
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
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
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10 月
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
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
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
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 11 月 19 日
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
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
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
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
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
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

英国外交部于 11 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
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
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 1926 年 12 月 1 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
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
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 12 月 26 日)实际上是针对其
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299—300 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 1926 年 8 月 20 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 113—115 页(日
期为 8 月 19 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 4 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 8 月 25
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 45—47 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
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 157 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 年 2 月 12 日,第 230 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
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 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
大学 1977 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
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
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
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
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
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
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
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
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
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
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
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
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 12 月 7 日至
17 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
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
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
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
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
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
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 月
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
了抑制。12 月 18 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
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
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 12 月 26 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
在 1925 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
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
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
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 11
月 23 日 17 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
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
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12 月末,此时在汉口的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
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34—441 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 年》,
第 228—230 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 464—467 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
陈友仁在 1927 年 3 月 13 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
政权》,第 89—90 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
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
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1 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
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
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
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
众之间的冲突。5 名中国人和 3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
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
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
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
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 24 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
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
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 6 月 23 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
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 4 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
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
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
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
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
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
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
月 6 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
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
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
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
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
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
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93—98 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
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 12 月 20 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
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
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
华捷报》,1926 年 12 月 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68 页。12 月 26 日反英集会的一份
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3—384 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 99—104 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
周报》,4。2 和 1 月 3、9 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 1927 年 1 月 16 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4—393 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1,第 562—566 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84—497 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
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 E。S。
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 年 1 月 15 日,第 46—47 页;关于 1 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辩论。1 月 21 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
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
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
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
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
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 1 月 11 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
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 2 月 12 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
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
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
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
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 10
月 10 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
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 1 月 24 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
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 1 月 5 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
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 家中国银
行中大约 30 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 月 26 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
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
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
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
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
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
作出的。协定预定在 1 月 30 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 1 月 27 日到达
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
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
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
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
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
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 2 月 19 日签订,
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 3 月 2 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
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
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98—530 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
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
2343—2378 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 101—103 页;蒋永敬:《鲍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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