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团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
员会的两名候补委员李宗仁将军和黄绍竑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
领袖，黄是应蒋之电召而来上海的。这次会见产生了一份列有在国民党内担
任要职的 １９７ 名共产党员或可能是共产党员的名单，并决定把名单送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要求把名单上的人置于监视之下。①
蒋介石与应邀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交换意见。他们包括：南京
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和广东的李济
深，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
王普以及浙江的周凤歧。所有的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回国，于 ４ 月 １ 日到达上海，受到盛
大欢迎。很可能他是唯一有足够威信去弥合党内日益扩大的分歧的领袖。在
以后的几天中，他与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与监察委员会一派的吴稚晖、蔡
元培和李石曾，与他的老同僚胡汉民，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以及与中国共产
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头绪纷乱的会谈。４ 月 ３ 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
的全体指挥官发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的归国，并声称一切军事、民
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集中由汪主席指导管理；蒋介石只是全面地指挥几个
军，并将像所有其他的指挥官那样服从主席。这样，党内的权力将被真正地
集中起来，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速三民主义的实现。蒋介石在私下就驱逐
鲍罗廷和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必要性向汪精卫提出强烈要求。他警告汪精
卫不要去武汉，他在那里必然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请求汪参加清洗，
但汪主张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这样重大的事，并强烈要求他的同志
们不要擅自行动。①
汪精卫与陈独秀之间讨论的结果，是 ４ 月 ５ 日上午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
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
和第 350 页注 27 的材料。4 月 8 日，总领事高思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提供了 300 万元，但坚持除非从
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美国国务院 893。00B/276。
③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 130—131 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 月 2 日，第 13 页，
社论的日期是 3 月 28 日。
① 《革命文献》，17，第 3086—3093 页（名单在第 3091—3092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611—614 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 158—160 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 615—617 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 2797—2798 页；《北华捷
报》，4 月 9 日，第 52 页，有摘要。
不论有什么过错，从没有主张推翻友党，即国民党。甚至在将来，中国也不
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付反革
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
政策提醒国民党员。它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
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领
袖们计划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及其纠察队。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
后告诫所有同志要清除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两党利益互相尊重地
善意地进行协商。②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参加了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与会者中有决心驱逐
共产党员的扩大的老党员集团和国民党的将领；然后他在傍晚偷偷地登上一
艘轮船前往汉口。在致张人杰（张静江）和致蒋介石的信中，他说他正前往
武汉安排准备于 ４ 月 １５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
民党内部的争端。①武汉中心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是 ４ 月 ６ 日的程潜的私人报
告，能相当充分地了解上海几次会谈的情况。程将军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
又会见吴稚晖和李石曾后，已把他的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②武汉中
心没有任何能约束蒋介石及其同谋者的有力措施，此外，武汉因自己的问题
而分散了注意力。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 ４ 月 １２ 日前的两个星期，激进行动和反激进行动在广为分散的许多城
市中爆发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此时出现的激烈冲突的表现。这些行动不仅
仅是权力斗争；在冲突背后的是一些有重大革命意义的问题。至少在现阶段，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
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
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
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
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
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
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使它分裂。
各界领袖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强烈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从激进到保守
各不相同。为控制地方党部和政府机构以及竞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灌输
的斗争，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信念。在革命者——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人—
② 《革命文献》，16，第 2798—2800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 424—426 页有英译文；摘录载《北
华捷报》，4 月 9 日，第 74 页。根据汪精卫后来的记载，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蔡和李向汪精卫
提出的对共产党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 126 页，1927 年 11 月 5 日的演说。陈独秀本人
后来称它是一个“可耻的”声明，谴责它对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929 年 12 月 10 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 年春），第 231 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 617—619 页，附与会者的名单。新添的人包括李济深将军、白崇禧将军；中央执
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是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的回忆见他的 11 月 5 日的演说，上引
著作第 123—125 页。吴稚晖对汪的立场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载《稚晖
文存》，第 1 集，第 1—14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623 页，引了武汉政治会议 4 月 7 日一次紧急会议的记录。程潜 5 月 5 日的书面报
告，谈了他在上海的几次会谈及一次他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的情况。会议参加者是反共的。报告存国民党
档案馆，第 1—5/804 号。
—中间，存在对立的青年、劳工、农民、商人和店员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
强烈的影响或被它所控制；而其他一些则是反共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
党工会组织者与决心把工会运动当作共产党独占领域而加以控制的共产党活
动家之间的对立，在六年前就已开始。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激进分子通过宣传和街头宣讲，
通过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呼口号，其中有的谴
责一些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试图赢得支持。典型地受共产党员控制的总
工会的武装工人——所谓“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机构，强迫举行罢
工。反激进的行动也遵循一个指向主要目标的模式：例如，广为分散的地方
都用“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这些同样的口号。随着冲突在有的
地方激化，军事指挥官会下令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封闭他们控制的组织。
有几次，忠于蒋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卷了进去。在部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
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除它的纠察队的武装。４ 月 １２
日对上海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浙江的省城杭州，在 ２ 月 １８ 日夺取它以后，冲突的一方是左派的国民
党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反共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
的后卫部队。省国民党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
会联合会领导人和解散联合会，但是公安局局长和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反对。３
月 ３０ 日，在联合会的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一次血腥
冲突以后，后卫部队指挥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以武
装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者开
枪，包围了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并纵火焚烧，还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
砸了总工会总部。①
同一天，即 ３ 月 ３１ 日，远在西面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砸毁总工会和其他
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共产党嫌疑分子之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
的冲突可以追溯到 １９２５ 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党员
和 １９２５ 年后期反共的西山会议的成员。在 １９２６ 年的大部分时期，那里有两
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共产党员是
老革命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
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翼组织。②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涨
期，当时国民党左派似乎呈上升趋势。可能在 １９２７ 年初期，蒋介石和南昌政
治会议命令反共的向傅义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王陵
基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２ 月，吕超带领一支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到刘
湘军队中工作。其他的反共集团也正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指挥官显
然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
在 ３ 月 ３１ 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的事件而反对
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警备司令王陵基得到刘
湘将军同意后，派士兵包围集会地点，逮捕了共产党嫌疑分子；他还派部队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 645—660 页。李云汉报道了宣中华和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党员安体诚在 5 月初
期被杀的情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69—670 页。根据这份史料，浙江政治会议召集总工会和军
队代表拟订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容许总工会继续存在，但把纠察队限制在总工会总部。后来，根据再登记
的手续，联合会和总工会都被解散。《北华捷报》，4 月 9 日，第 67 页，报道日期为 4 月 5 日。
②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566—569 页。
搜查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封了省、县和大城市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
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它们都被共产党员所
控制。①当工人纠察队抵抗部队的逮捕时，出现了大量流血事件。６ 名重要的
地方共产党员被殴打致死，根据另一名共产党员给武汉中心的报告，有 ４００
多人被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以后清洗遍及四川全省。②
４ 月 ２ 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他们的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
争的一个场所。在江西省被北伐军占领后，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活动，虽然
在蒋介石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南昌时，他们的影响受到了抑制。国民党省执行
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主要由“纯粹的”国民党员组成。有威信的老革命李烈
钧担任省长，但是南昌国民党党部被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离
开南昌时，他下令解散该城党部；但是随着他的离去，武汉中心加强了它在
江西的影响。３ 月 ２６ 日，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 ８ 人委员会去改组
省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８ 人中 ６ 人是双重党员。３ 月 ３０ 日，中央执行委员
会任命第 ３ 军军长朱培德为省长，以争取他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
左派动员他们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 ４ 月 ２ 日策划了一场暴动的政变。
这一次，南昌警备司令、朱培德的部下王俊显然予以配合，或者保持中立。
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将军、当时指挥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的朱德支
持这场政变。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被捕，约 ２０ 人被杀。李烈钧离去，
朱培德担任了他渴望的省长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
后，他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虽然有几人被人民法庭审判并判以死刑。①
在福州，力量的对比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
国民党内两名共产党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了省党部，并派助手们在各县组
织分党部和建立一所政治训练学校，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共产党员，通过党部，
他们成立了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
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反共组织，甚至成立反共的总工会
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纠
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卫队。在 ３ 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它们的
力量，并出现了双方之间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了下去。３ 月 １９
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反共一方的力量。４ 月 ４ 日，保
守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保守分子通过了支持总司令为革
命军领袖、驱逐鲍罗廷以及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
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那些“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共
产党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
际上等于反共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666 页。
② 同上书，第 666—668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649 页）估计有 70 多人被杀，100 多人受伤。《北
华捷报》，4 月 9 日，登载了一篇路透社 4 月 1 日发自北京的关于这场冲突的简短快讯（据推测取材于重
庆英国领事馆）。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 594—598 页）和蒋永宁的《鲍罗廷》（第 128 页）提到了被处死者姓名。高荫祖
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252 页）提到 20 多人被总工会所杀，约 800 人被捕。作为省教育委员而被捕的
程天放先生 1962 年在台北与作者的一次会见中，描述了他的惨痛经验。他写的《中苏关系史》（第 138—139
页）提供了简短的报道。写朱德传记的美国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在南昌的工作，但省略了 4
月 2 日的事件。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之命进行的”。４ 月 ７ 日，一个更保守的党的领导集团正式成立了新的省党
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但是失败一方的约 １０ 个人“或
早或晚地陷入罗网而被处死”。①
４ 月 ６ 日，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