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
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
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
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
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
行 １００ 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
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
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
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
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
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
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
久（有的谈判拖延到 ６ 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 ５ 月份向陈友仁抱怨，
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 ５ 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
是工商业在 ５ 月和 ６ 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 175—179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 680—682 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
案馆的 4 月 20 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
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186—187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 112—113
和 115—116 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 月 23、24 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
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204—206 页。
② 1927 年 4 月 30 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
约 ８０００ 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
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
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
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 ３ 月 １６
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
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
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
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 １２
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
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 ３ 月份开始了
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 ４ 月中，湖南省农
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
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
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４ 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
“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
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
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
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
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
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①到 ４ 月份，省农民
协会估计湖南有 ６００ 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 １４０ 万。②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186—194、228—229 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 134—136 页。关于罢
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 5 月和 6 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
赫德 1927 年 6 月 6 日致国务卿：《5 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 59 案卷组。
① 3月 10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 年的国共分裂》，
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 年 11 月），第 129—130 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
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 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 1978 年博士论文，第 7 章，
第 61—62 页，根据 1927 年 6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
《鲍罗廷》，第 268—271 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
359—365 页。12 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332—340、373—374 页。国际
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139 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 7 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 269 页，4 月 19 日凌炳的报告：湖南 500 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 2000
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 27 页，他大约在 4 月 20 日在长沙被告知，在 75 个县的 53 个县中，
不少于 513 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 月 2 日
（1927 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 5/53：现在（大约 4 月 30 日）65 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 600 万。
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
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 １９２６ 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
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
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
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③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毛泽东 １
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 １ 月 ８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
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 １９２６ 年后期，湖南、
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
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
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 １ 月底引
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
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
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
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
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
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
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３ 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
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
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
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
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
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
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 ４ 月 ５ 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
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
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 ４ 月 １９ 日向中央土地委员
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
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
林提了 6 个共有 160 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 10 万计。1926 年 11 月的数字载《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58—26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 302—306 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
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 21—59 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
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28 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257—264、26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 49—51 页，推断处决的
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 306 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
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 5 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 119
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312 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
过。）
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
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
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
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
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 １０ 多人，无人敢干
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
长审判。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
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
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②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
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
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加以限制。①口头上，所有的人
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
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
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
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
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
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 ４ 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
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
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②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
土地委员会在 ４ 月 ２ 日至 ５ 月 ９ 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
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
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和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
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共产党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
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
见。在 ４ 月 １９ 至 ５ 月 ６ 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
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
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
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 606 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
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 1927 年 6 月 6 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
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
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 120—125 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32—83 页，论述了从 1926 年 12 月到 1927 年 5 月的争论，附争论各
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 27 页回顾大约 4 月 20 至 25 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
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 4 月底了解的情况。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
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
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 5 月 13 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
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86 和 260 页。
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