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住他的手，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谁知宗世林一点情面也不给，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曹操的要求。后来，曹操当了司空，总揽朝政，大权在握，又把宗世林请来，得意地问道：
“现在我们可以交个朋友了吧？”
宗世林却不动声色地回答：
“松柏之志犹存！”
可见，宗世林对曹操是始终抱有成见的。
曹操能够得到众多名士的推挹，并不是偶然的。汉代清议的标准，大体上以名教为依归，即一个人必须读经习礼，砥砺品行，随时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谈风度，才有可能得到清议的好评。但一个人才能突出，也能得到清议的重视，特别是在经学日渐衰微的汉末，才能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价值。曹操在品行方面是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称道的，但他的才能在当时一定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他的观察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的机警、智慧和谋略，他的干练和果敢精神，都是一笔令人羡慕的财富，在乱世非常有用。他肯定不是一点书不读，而是不读那些于世无补的书，特别不愿走成千上万的汉儒曾经走过的那条皓首穷经的道路。他不是不读儒家的书，而是不专读儒家的书，诸子百家的书他都要浏览一番，把有用的东西加以吸取。特别喜欢兵法，当时在军事科学方面一定已经发表过不少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他获得清议好评的原因。此外，当然还跟他个人不懈的努力有关。曹操虽然出生于宦官家庭，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宦官集团遭到广大士人的反对，是不可能有远大前程的，他不能顽固地站在宦官集团的立场上，同这股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同归于尽。他力图改变自己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打进在统治集团中虽然一时还未占据优势但潜力却很大的士大夫集团中去，千方百计寻求同名士交往的机会，竭力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最后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由于争取到了众多名士替自己激扬名誉，曹操引起了士大夫集团越来越广泛的注意，这对他跻身士林、步入仕途起了很大作用。曹操对于桥玄等人是深铭谢意的，建安七年（202）曹操驻军谯县，特地派人到雎阳桥玄的墓地去祭扫，并亲自写了祭文。文中说：
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这段话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和曹操的真实心情的。
第二章仕途初试（1）
一“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经过一番积极的准备和活动，曹操在灵帝熹平三年（174）、亦即他二十岁的那一年被乡里推举为孝廉。孝、廉本是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称为孝廉。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人口满二十万的每年推荐一人，不满二十万的两年推荐一人，从此形成制度。士人被举为孝廉后，就可以入朝为郎，内转可以做卿大夫，外转可以补郡国守相，是一条做官的终南捷径。曹操被举为孝廉，表明他在仕途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不久，曹操即被朝廷任命为郎。接着，经尚书右丞司马防（司马懿父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开始走上仕途。尉是县令的副手，负责察禁盗贼，维持治安。汉制，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属大县，依例设尉二人，称孝廉左尉、孝廉右尉，俸禄都是四百石。曹操以孝廉为郎，所以得被推荐为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但曹操开始的志向并不在此，而是想做洛阳令，但因尉的职务以孝廉为郎者充任已成定例，所以主管这件事情的选部尚书梁鹄还是根据司马防的推荐，让曹操去做了北部尉。尉的官职虽不算高，但因洛阳在皇帝脚下，权贵不少，很不好治理，所以也不是一份容易对付的差事。
曹操是憋足了劲踏上他这仕途的第一站的。他先将官署的四门修缮一新，做了不少五色大棒，在大门左右各悬挂了十多根，申明禁令，凡是违反治安条例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几个月后，曹操碰到了一件棘手事。宦官蹇硕的叔父依仗侄子的权势，不把曹操放在眼里，违禁夜行。蹇硕其人壮健而有武略，这时虽不过是一个六百石的小黄门，职位不算高，但因随侍皇帝左右，负责沟通内外和上下之间的联系，手中握有一定权力。其人又深得灵帝宠信，是一个前途未可限量的人物（十余年后，蹇硕被灵帝任命为上军校尉，居统领禁军的西园八校尉之首）。整个宦官集团这时正处于灸手可热的时期。熹平四年（175），宦者得以为令，列于内署，从此诸署都以宦官为丞、令。次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请求赦宥党人，不仅本人被杀，散在各州郡的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也都受到牵连，其在位者都被免官禁锢。气候险恶如此，曹操却全然不顾，依照禁令毫不留情地立即将蹇硕的叔父棒杀。这一招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
曹操这一举动，鲜明地体现了他反对宦官专政的立场，同硬直派官僚敢于不避艰险、果断打击那些横行不法的宦官及其宗亲爪牙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看来曹操虽然出身于宦官家庭，他的顺利出仕除乡里推举外同这个家庭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但他同当时的宦官集团实在并无什么直接的牵连，所以一开始就站在这个集团的对立面去了。
曹操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勇气和秉公执法、不避权贵、雷厉风行的精神作风，在政治上掀起了一股冲击波，对他后来所走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对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一直不能忘怀，后来，在他当了魏王后，还特地把推荐他作北部尉的司马防请到邺城来，设宴款待，开玩笑说：
“我现在还可以再去作尉吗？”
司马防回答得很巧妙：
“过去我推举大王时，大王正适合作尉。”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
曹操为维护洛阳北部的社会治安做了一件好事，但却招来了灵帝身边那帮近侍的忌恨。不过他们抓不到什么中伤曹操的把柄，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反过来称赞曹操的才干，怂恿有关部门把曹操提升为顿丘令，在熹平六年（177）将曹操调离了洛阳。
曹操任顿丘令的时间不长，但看来也有不俗的表现。建安十九年（214）七月，曹操已经六十岁，带兵南征孙权，派他的儿子曹植留守邺城，行前勉励曹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说明曹操对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并引为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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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仕途初试（2）
二议郎任上
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即被召入朝廷任为议郎。议郎是郎官的一种，属光禄勋，一般由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人充任，负责顾问应对，俸禄六百石。曹操来到皇帝身边，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因议郎属冗官，没有一定职务，没有固定工作，倒反而清闲了。
第二年，即光和元年（178），曹操团堂妹夫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这一年，灵帝宋皇后被废，忧死，其父不其乡侯宋酆及兄弟全被杀掉，宋奇很有可能是宋皇后的一个兄弟。曹操被免官后，在洛阳无事可做，便回到家乡谯县闲居下来。
光和三年（180）六月，灵帝诏令公卿每人推荐一个能通晓《尚书》、《毛诗》、《左传》和《谷梁春秋》的士人，任为议郎。曹操团通晓古文经学，又被征召，回到议郎任上。这次任职时间较长，曹操不甘寂寞，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上书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延熹八年（165），其长女被选送入宫，桓帝封为贵人，窦武被任为郎中。这年冬，贵人立为皇后，窦武升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第二年冬天，调任城门校尉。窦武利用职务之便，征召了不少名士。自己廉洁奉公，嫉恶如仇，不受贿赂，家人衣食仅保充足而已。所得赏赐，全部用来接济太学诸生，还经常接济贫民粮食。其时宦官专权，李膺、杜密等被逮捕拷问，窦武特地在永康元年（167）上书要求惩办宦官，释放党人，对李膺等人的获释起了很大作用。这年冬，桓帝死，窦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与窦武定策，迎立解渎亭侯刘宏为帝（即灵帝），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改封闻喜侯，成为外戚集团的首领。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著名党人，与李膺、王畅享有同等声望，太学生中流行着这样的评语：“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又与窦武、刘淑一起被人们誉为“三君”，所谓“君”，即可为一代人所尊奉、所效法的意思。桓帝时，曾历任太守、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太尉等职。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大将军梁冀曾有事相求，派人送来一封信，陈蕃拒不接待。使者玩弄花招见到了陈蕃，陈蕃怒而将其打死。李膺等党人被宦官陷害，陈蕃一再为之申辩，言辞激切，宦官恨之入骨，本欲将其置于死地，但因陈蕃是名臣，终究不敢加害，最后只好免官了事。窦太后临朝，陈蕃重新得到重用。当初，桓帝曾打算立田贵人为皇后，陈蕃以田氏出身卑微、窦氏出身良家为由，竭力主张立窦氏，桓帝最后只得立了窦氏。窦太后因此很感激陈蕃，临朝后即任命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掌朝政。
窦武、陈蕃都有翦除宦官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安插亲信，重新起用李膺、杜密等人，共谋起事。但因宦官曹节、王甫等人谄事太后，骗取了太后的信任，计划一再受到阻挠。建宁元年（168）八月，窦武使人上奏，打算逮捕曹节等人。曹节等先发制人，挟持灵帝，劫夺太后，矫诏逮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射杀使者，发兵数千人对抗。曹节、王甫调兵与窦武对阵，窦武最后失势自杀，宗亲、宾客、姻属同时被害。陈蕃亲率部属80余人拔刀响应窦武，被王甫调兵围困，最后逮送监狱遇害，宗族、门生、故吏被免官禁锢。
窦武虽身为外戚首领，但同时又是著名党人，他同陈蕃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廉政洁行，不满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其反对宦官集团的行动自然是深得党人和名士的肯定与激赏的。曹操也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上书为窦武、陈蕃鸣冤的：
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
一方面肯定了窦武等人品德行为的正直，另一方面斥责了奸人的擅权，一针见血，义形于辞，再一次显示了曹操反对宦官专政的立场，同时也显示了曹操勇于革新政治的精神。但由于其矛头不仅仅是指向宦官集团，还隐约地指向了灵帝，不仅仅是在翻历史旧案，还分明有些针砭现实，因而其意见未能被灵帝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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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仕途初试（3）
窦武被害后，全家受到牵连，只有一个两岁的孙子窦辅脱逃。曹节等人得知后，搜捕甚急。窦辅在窦武门生胡腾等人的掩护下，逃到零陵地界，胡腾谎称窦辅已死，把窦辅留在家中当作儿子抚养，并改为胡姓。窦辅后被举为桂阳孝廉。建安年间，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曹操袭占荆州后，让窦辅及其家人徙居邺城，把窦辅安排在丞相府工作。窦辅后来从征马超，中流矢而死。
二是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当。
光和五年（182）正月，灵帝诏令三公举奏州县官员中没有政绩、相反蠹害百姓而被百姓编成歌谣传唱者，—一予以罢免。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秉承宦官旨意，接受贿赂，阿从世俗，对那些民愤很大的贪赃枉法的宦官家属、亲戚、宾客不予查处，反而纠劾了边远小郡清廉自守、有惠民表现的官吏26人。这些被诬陷的官吏，纷纷向朝廷陈诉冤枉。司徒陈耽不同许戫、张济同流合污，上书灵帝切谏说：“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但灵帝是非不分，对陈耽的上书置之不理，结果不仅许戫、张济依然逍遥法外，而且由于宦官的忌恨和诬陷，陈耽反在三月被罢官，两年后冤死狱中。
就在陈耽上书的上半年，灾害频频发生：二月瘟疫流行，四月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失火。相信天人感应的灵帝于是下诏，向臣下广为征询政事的得失。曹操对许戫、张济的所作所为早已心怀不满，于是利用灵帝因灾害不断而惶惶不安的机会，不避自身安危，不顾官职卑微，继陈耽之后再次上书切谏，谴责公卿举奏专门回避贵戚。灵帝这次大概因迫于灾祸频仍，有所畏惧，于是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责备许戫张济失职，被错纠的官员得到平反，许戫还在稍后的十月被免职。曹操由于抓准了时机，在这一个回合取得了胜利。
此后，朝政越来越混乱，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很难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再上书，慢慢沉默下来。
三一个敢作敢为的济南相
中平元年（184）二月，黄巾大起义爆发。起义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三个地区，冀州地区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颍川地区由波才指挥，南阳地区由张曼成指挥，将矛头指向东汉的都城洛阳。东汉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加强洛阳周围的防卫，并派北中郎将卢植去冀州镇压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去颍川镇压波才。为调动统治阶级内部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对付起义军，在党锢事件中遭受禁锢的党人被宣布赦免，曹操也在这个时候得到重用，由六百石的议郎升任为比二千石的骑都尉，同皇甫嵩、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
各地起义军顽强奋战，先后将卢植、朱俊和皇甫嵩打败，并把皇甫嵩包围在长社城内。但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包围长社的部队竟依草结营，结果在一个刮风的夜里被皇甫嵩放火突袭，造成惊乱。这时曹操恰好赶到，皇甫嵩、朱俊乘势与曹操合兵夹击，起义军大败，几万人被杀。颍川地近洛阳，这一路起义军对东汉朝廷威胁最大，结果最先被镇压，对全局影响很大。此后，形势开始逆转，南阳、冀州的黄巾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下，越来越被动，最后力量不支，被各个击破。
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其他各地的黄巾军继续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曹操后来还曾多次与黄巾军对垒。参与镇压黄巾军，这是曹操一生行迹的一个严重污点。虽然这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各阶层所共同采取的立场，许多政治人物、包括许多比较开明的政治人物都曾参与此事，但曹操无论如何难辞其咎。曹操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全力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地位。
由于镇压黄巾起义有功，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朱俊被封为西乡侯，曹操也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汉代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但同时以一部分郡县分封王侯，当时人称为“郡国”。东汉时，王国封地相当于一个郡。按制度，被分封的王只能享受封区内的赋税收入，没有行政权力。国相就是中央政府派到王国处理政事的官吏，职位与二千石的郡太守相等。曹操由于出身在地位不高的宦官家庭，又不是隐居岩穴、可以自高身价以吸引当政者前来礼聘的名士，因此他在被举为孝廉后常常担心被人们看成是平庸无能的人，非常渴望得到郡太守的职位，以便以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