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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13）。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14）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15）。”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16）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17）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18）。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19）。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奇〃书〃网…Q'i's'u'u'。'C'o'm〃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帝国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20）。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21）。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使他享有崇高声望的另外一个因素，也迅速发生了很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22）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极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宋徽宗共同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又两个月后，升任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经进入中央决策层了；再过两个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大致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到此时为止，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阶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
从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将蔡京夺官后贬黜到杭州居住，到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从此时到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的七月五日，蔡京已经一步三跳地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来得太叫人目不暇接了。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实际上，归结起来，大体上不外于两大因素：其一，应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极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很快，这位对国政没有什么兴趣的太后就宣布归政，三个月后便驾鹤西去。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项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我们知道，执政与知枢密院事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在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他劝告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如今年满二十，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蔡京当宰相时，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蔡京就曾经喜悦地告诉皇帝：现在，国库里的积盈多达五千万。尽管这是在付出培养起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丧尽人心地盘剥敲诈民间、和士大夫阶层分裂为朋党无休止顽强争斗的重大代价之后才取得的。但是，正如西谚所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东西；青年人喜欢相信许多坏东西，老年人喜欢怀疑许多好东西。二十岁的、很想奋发有为的徽宗皇帝当然愿意相信仓库里堆放着的真金白银，这些显然不是假东西和坏东西；他肯定不愿意或者也可能是没有能力深入探究帝国肌体为此所遭遇的重大创伤。或者，他也许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好，还会造成什么新的创伤。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可能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事多决于布”，无所作为，而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意思是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23）。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玩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
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
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
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24）。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而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
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设立明金局，其职责就是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佑军的字，顾闳中的画，还有宋徽宗最为喜爱，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侍奉不久的主子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25）。
此次设立明金局，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下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也给我们的艺术家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就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
这家伙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
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一张图，就是那张著名的“爱莫助之图”。
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武，“盖举朝无遗焉”。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
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26）。
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大约相当于宰相助理的样子。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了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
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