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我们的徽宗皇帝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霸气 书库 ｜。。）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毫不逊色。或者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33）
假如我们不愿意过分刻薄地评论此事，则或许可以将此事理解为君臣二人看到了海市蜃楼，或者出现了共同的幻视、幻影等幻觉。不过，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此皇帝更加崇信道教了。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可能是长着一部与众不同的胡须，或者长相类似胡人，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此张胡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只是说：“张胡，你又醉了。”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遣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徐徐道曰：“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到得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34）。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这些牛鼻子老道，各自都有自己的高招。比如，一位叫王老志的人相当绝。他见到皇帝时，先递给皇帝一个大信封，皇帝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里面装着他早年写给爱妃们的艳诗，内容很隐秘，就是说很下流。皇帝立刻就被镇晕，马上就找不着北了。
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此人深得神灵鬼怪之精髓，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嘴巴跑舌头。而且胆子极大，口气极大，极其坚定果断。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平心而论，单凭这副尊容，一般人见到，先就会拿他当半个神仙了。而我们的教主道君皇帝本不是一般人。因此，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林灵素象现代心理治疗的催眠大师似的，索性唤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记忆。他告诉皇帝：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其办公场地叫府，上帝的大儿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负责主持南方的工作，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神灵就是陛下。然后，林灵素谦逊地告诉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个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为帝，自己当然也要降临凡世辅佐君王。林灵素指着蔡京问皇帝：您不记得了吗？这是左元仙伯呀。他讲得兴起，把满屋子的人一一指给皇帝：王黼乃文华吏，盛章为宝华吏，而貌美如仙备受宠爱的刘贵妃正是九华玉真安妃。童贯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来，搞得大家欢天喜地：怪不得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如此开心，闹了半天，原来上辈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我们的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经亲自参加褚慧仙卿林灵素大师的讲经会。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全国的道士都有官职级别，按资格享受工资俸禄和福利待遇，致使人们趋之若鹜。为扩大影响，每次讲经大会都设有大斋饭，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饭局，而且听经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钱的施舍。结果，很多贫民买块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样前来听讲。据说，每次讲经大会的花费都要高达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林灵素林大师的讲经格外好听。史书记载说，林大师讲经，虽然没有什么殊绝之处，但时时杂以滑稽，语言生动而智慧，搞得听众一惊一乍亦喜亦悲，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气氛特别热闹而且热烈。事实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听过各类大师传法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种时刻，也乐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礼”。恍惚之间，皇帝可能已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儿子。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体？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35）。随后，对元祐奸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像。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36）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变化——易，——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37）。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能令皇帝特别欣慰。
大约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关，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儿得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县的悟空禅师塔前，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