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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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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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史料记载说:当时,君臣将士“常郁郁不乐”,十分郁闷烦躁。突然,发现两艘海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直冲皇家逃难船队航来。大家吓坏了,很紧张。因为当时的确切消息是,金兵打到宁波,已经组织船队下海追来。经拦截盘问,知道是贩运橘子的商船,装了满满两船橘子。于是,赵构下令全数收买,分给皇家卫队将士们吃。正月十五这天入夜,赵构让大家把油灌进橘子皮里,点灯放到海上。当夜,“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致很有看头。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大开眼界。至今,民间传说中仍然津津乐道。可惜,逃难之中,这种快乐不会很多;到后来,连宰相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穿起了草鞋。君臣境况之狼狈不难想见(38)。
从常理推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境况。任何人但凡有一点能力,恐怕都不会愿意如此狼狈,何况是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因此,把我们皇帝遭遇到的一切,理解成是实力对抗与对比的结果,可能是比较起来最贴近实际情况的。当时,民间产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神话,显然带有相当深切的同情、理解与祝愿的成分在。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他连像样一点的马匹都没有。这里面包含的天命因素,恰恰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爱憎的惯用手法。比如,面对为非作歹的大坏蛋,在现实中无法惩治他时,中国人就会加上天命的成分,在想像中认为这个坏蛋将会或者已经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多亏有这样的联想或想像机制,不然,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在如此悠久的帝制传统下,面对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又让人基本无可奈何的坏蛋们,中国人的心理平衡如何保持,实在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切是赵构畏敌如虎、苟且偷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气壮如牛,永远都不会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赵构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登极之初几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想必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应该说,任何人有了如此经历,恐怕都很难不受影响。
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横扫大江南北的金兵终于决定从江南撤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金兵耐不住江南渐次来临的卑湿闷热气候;同时,在军事上,蛛网般密布的河湖港汊水田丛林,也不利于骑兵的大兵团奔腾驰骋、展开攻守。
这种看法可能是一部分实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五百年后征服全中国的满洲骑兵,就是今天这些金兵的正宗后代,来自一模一样的自然环境。满清的辉煌成功表明,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他们勇猛善战文治武功的障碍。使他们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远远比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政治智慧,他们的雄心与目光更加远大,同时也具备了象皇太极、多尔衮这样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赵构们所面对的金兵,从最高统帅,到一刀一枪拼杀的士兵,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念念不忘的只有金银财宝子女玉帛。这些骁勇剽悍的北方骑士,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自己勇猛绝伦的武力,去攻占、征服、烧杀抢掠和不由分说的敲诈勒索;然后,把抢来的女人、财宝、奴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寒冷的老家。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的大宋君臣、军队面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也可以做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因此,在以往胜利的鼓舞下,他们的表现相当轻率而野蛮,总是来去如风,除了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从来看不到他们有过像皇太极、多尔衮那样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从容展布。
好像是宿命一样,女真人似乎注定要统治中国,只是这项工作要在五百年后,由他们的子孙来完成。
毫无疑问,金兵北撤使赵构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与五百年后的情形比较,北宋和明朝的崩溃同样根源于帝国内部的朽烂,他们面对的也同样是女真人的铁骑。不同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君臣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前茅。有资料显示,此次金兵北撤后,这座三、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剩下的成年男子还不到一万人。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此次金兵的荼毒,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武装割据者、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此次金兵南侵北撤,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位名叫杜充的人公开投敌。此人手握重兵,身居宰相名位,是岳飞的老上级,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位最高的第一人。他的无能与投敌是宋军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强大心理效应,影响相当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叛变,对抗金战争的民心士气打击相当大。其情形酷似八百年后日本人侵入中国时的情景。中国人习惯上称呼这些人为“汉奸”,并归因于他们个人品行上的缺陷。至今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讨何以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就会经常大批量地产生此类人物。
杜充叛变,使赵构的自尊心备受伤害。据说,他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祥林嫂似的见人就唠唠叨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直到拜他做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39)
上述一切,资料来源于南宋时期的各种记载;假如这些记载与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误差不太大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应该不算特别冒昧的判断:其一,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赵构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就开始对金求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大历史谜团。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了他这样做的部分理由。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表达,叫“环境的力量胜过父母的遗传”;用我国的谚语描述,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用今天中国人喜欢说的话讲,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不做,却还甘愿低三下四的天生贱骨头不是很多。对古人,大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这一轮金兵南侵,事实上形成了物极必反的分水岭:赵构与南宋政权在金兵的打击下,终于跌入谷底;之后,开始了虽然并不强劲,但却很有后劲的反弹,并从此由没头没脑的全面溃败进入战略相持之中。
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逐步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南宋政权相当艰难地一点点培养着与金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此人做得并不是特别糟不可言。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
这才是宋高宗赵构令人困惑的最大历史谜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现有的资料相当混乱:云遮雾罩,情绪化,各执一词,还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日情形混乱的程度,提醒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根据这些资料,尽量拼凑、还原当时的情景,到赵构的经历、中国帝制文化、大宋帝国的帝国传统和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帝制文化中,皇帝具有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作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阳差阴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临尴尬。三百年后,在大明朝皇室里发生的英宗复辟表明,帝统正宗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天然政治号召力相当可观,带着一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天生魔力。这种代表祖先与上天意志的魔力,具有让任何反对者都低下头闭上嘴的惊人功能。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只有这个推测成立,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迎回自己的母亲韦太后,而钦宗大哥却要终于客死异乡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金国坚持不放回宋钦宗,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一个钦宗系统的傀儡政权,这将是大宋皇统的正宗嫡系。岳飞曾经因为这种担心,而一再劝告赵构早立太子,从而直接导致了赵构对他的嫌恶。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五、六年,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赵构的工作中心显然是在争取生存权上。不被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赵构及其臣僚们的努力下,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在此期间,南宋政权经历了从全线溃败到稳住阵脚,再从重点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变化。到绍兴十年前后,宋军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完善的、针对金国骑兵的步兵战术,并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给予金兵主力部队以重创。岳飞甚至率领岳家军一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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