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势下，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的晚春时节，张浚以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的名义，劝阻赵构不要让一个武将兵权过大，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
就张浚本人的动机而言，下列三种考虑应该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对武将尾大不掉的传统恐惧；作为宰相，他有责任帮助皇帝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其二，此时的张浚，自信或者自负，在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觉得只有自己——张浚，才是统帅各路大军北伐，实现中兴大业的唯一人选。事实上，在此次伪齐军发动进攻之前，张浚已经在皇帝的支持下，对北伐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军事规划和布置；甚至各路大军已经按照布置，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这个统帅人选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包括岳飞；其三，南宋帝国政权设置中，有一个都督府。在理论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都督府则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张浚兼任都督。我们知道，此时的各路大军都是在战争中自己冲杀出来的，因此，这个都督府的实权相当有限。显然，张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属部队。按照赵构的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部队，节制川陕部队，就在相当程度上“宣抚诸路”，取代了都督的职权。这肯定是张浚所不愿意的。这些，可能是张浚准备用都督府参军吕祉取代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真实动机。
于是，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以一种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诚地把事情摊开来谈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张浚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采取了一种最不高明、却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惯常采用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拿别人当傻瓜。结果，既侮辱了对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现了最糟的一种情形：他装作根本没有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太尉你以为如何？”
这其实等于是通知岳飞，事情变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数。岳飞不可能愉快地接受这种变化和这种方式，但还是相当克制而客观地回答说：“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然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然是位通才，可是毕竟是位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以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宣抚是我的老领导，我本来不敢说三道四，但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张宣抚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是郦琼会不服。”
张浚阴沉着脸，沉默片刻，又问：“杨沂中应该高出这二人了？”
岳飞摇头道：“沂中虽勇，和王德差不多，怎么驾驭得了这支部队？一旦处置不当，变乱可能在弹指间就会发生。”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太尉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道：“都督您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20）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有了回旋余地。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废话：但凡采用此种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于心中不干净所致。
岳飞离开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径直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结果，不该生气的人——宰相张浚和皇帝赵构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们比该生气的人生的气还大：《宋史》记载，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岳飞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的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显然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涡旋之中（21）。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由此向前推十年，张浚曾经以同样决绝的态度，坚定地弹劾过李刚。
事情发生在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靖康二年与南宋建炎元年。在此一年多以前，即宣和七年年底到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围攻京城时，李刚临危授命，组织了京都保卫战，使汴梁终于坚持到各路勤王兵马赶到，没有被金兵攻破。
在与金兵议和时，李刚慷慨请行，宋钦宗怕他过于强硬刚烈，改派了一位名叫李棁的大臣前往。史载，这位仁兄见到金兵统帅后，吓得说不出话来，从营门开始，就只知道磕头，跪在地上用膝盖“膝行”进谈判的帐房。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索要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割让真定、太原、河间给金国，并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这位大宋的谈判代表全部诺诺。宋钦宗在二十万勤王兵马云集京都城外，金兵一方只有六万兵马的情况下，同意了金兵的条件。于是，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主动请命，前往金营充当人质。当天夜里，发生勤王兵马为争功而偷袭金营事件。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宋朝君臣把责任推到了强硬主战派领袖李刚身上，将其撤职罢官。
此后，发生过两次数万京都太学生与市民伏阙请命，就是到皇宫门前集体请愿，要求罢黜求和派，让李刚主持工作的群众运动。据说，李刚与发动请愿的群众领袖们素不相识，但是皇帝与主和派大臣们则大都倾向于认为是李刚暗中操纵了这些请愿运动，意在要挟，居心叵测。
后来，赵构登极之后的第六天，召请李刚担任右宰相。七十七天之后，在李刚强硬的主战主张与求和派发生激烈冲突时，同样是主战派的张浚，突然剑走偏锋，上书皇帝，措辞激烈地弹劾李刚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结果导致李刚被罢黜出京城。从此，这位与岳飞同样忠诚，同样富有才华，同样耿直，同样威望素著的人物再也没能回到朝廷发挥作用。若干年后，赵构谈起李刚时，仍然不能原谅李刚，认为是李刚挑起的那些请愿运动。而张浚则投合皇帝的心理，其实是将李刚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的真正重要的力量（22）。
由此，从李刚、张浚、岳飞这三位位高权重、影响巨大的主战派人士的命运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理解了，何以南宋政权只能偏安于东南一隅。
这次事件，对岳飞和张浚二人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此时，岳飞仍然心怀对赵构知遇之恩的感激，潜意识里希望用这种赌气式的方式，唤起皇帝的觉悟。毕竟，就在不久前，君臣二人之间还有着高度的默契与信任。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皇帝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度量的。
事实上，此时的皇帝对岳飞极为恼怒。他将岳飞的举动，理解为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和对自己——帝国皇帝大不敬。
从后来的发展看，赵构基本上接受了张浚的说法，在心理上关闭了对岳飞理解与信任的大门，从此只剩下利用；利用完后，则是无情的诛杀。中国历史上，失去信任之后，皇帝诛杀功臣的事例举不胜举。这可能是中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类格言谚语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赵构采取了一个很少见、很绝的方法来处理岳飞的辞职事件：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必要时在岳飞的住室旁搭一间房子住下来，敦请岳飞复职工作。如违抗此令，或者做不到，就把李若虚等并行军法。于是，李若虚二人只好来到庐山东林寺劝说岳飞出山。岳飞很恼火，坚持不肯。就这样，一直僵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对岳飞说出了一番极其严厉的话，致使岳飞不得不接受诏旨，下山复出：李若虚说：“难道你是想造反吗？难道让你出来工作不是好事吗？你坚持不干，朝廷怎么会不怀疑你？想想看，你不过是一个农夫出身，受天子委托，掌握这么大的兵权，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和朝廷抗衡了？如果你坚持不再复出，我们二人受刑死掉，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了吧？可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有愧于我们吗？”（23）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将此时赵构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魔鬼般地预示出岳飞的命运。
岳飞下山后，三次向赵构谢罪。赵构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24）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以三尺宝剑对付他们心中的异己时，很少有手软的。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赵构也是如此。
岳飞回到鄂州大本营后，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请求率领本部兵马出兵北伐。赵构以手诏回复，表示欣赏岳飞的忠诚，“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同意岳飞单独北伐。于是，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25）。
然而，正在此时，淮西兵变爆发了。岳飞预言的一切，全部发生，而且情况更加糟糕。属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从此，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五月间，南宋朝廷发表王德担任该军都统制，相当于方面军司令，郦琼为副；都督府参军吕祉兼兵部尚书“节制”该军。三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今天董事长和总裁、副总裁的关系。只是吕祉这位“董事长”握有实权。
此人纸上谈兵是一把好手，声称如果交给他一支部队的话，他就能生擒伪齐政权的刘豫父子，然后光复所有失去的国土。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统兵大将都是些笨蛋。
现在，手里有了一支大军，他却只会沿用以文制武的旧习，对诸将傲慢无礼，试图以势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这支军队。殊不知这帮子武夫也根本就没把一个书生放在眼里。郦琼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先和王德死掐，两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赶快派几位大员前去安抚、弹压；吕祉也密奏朝廷，请求光是派大员还不够，必须派大军进驻才行。结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机要秘书泄露给了郦琼。八月八日，郦琼生擒吕祉，随即杀之。然后率领除王德八千人之外的全军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26）。
相当于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
岳飞很快收到了来自赵构的手诏，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动。
张浚则受到连珠炮似的弹劾，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皇帝赵构也切齿痛恨，预备把他贬到岭南去。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密约，宋朝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远窜岭表”炎荒之地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将他放到永州闲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从此，这位显赫一时的宰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人试图为他说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时，赵构发狠说：“我宁愿亡国，也绝不再用此人。”（27）
二十五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28）
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或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里，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力的那一根杠杆。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淮西兵变之前几年，在一次讨论中兴大计时，赵构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大臣说：“大家都认为不适宜再给诸大将增兵，我看不尽然。汉高祖打天下时，诸将带兵多达十几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29）
赵构非常清楚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道理。这应该是他准备合兵几路归岳飞指挥的原始动机。
在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韩信对刘邦的评价是：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是高祖成功的关键。遂成为千古定论。在赵构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善将将”来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刘邦。“淮西兵变”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善将兵还是个未知数，大约永远不会有机会证实了；而自己并不善将将，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了。这是他彻底改弦易辙的唯一解释。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