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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的部队里，有一支特种兵，专门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身材高大的士兵，从手臂以下一直文身到脚，号称“花腿军”。人们在形容喜欢摆花架子的状态时，经常用的一个成语叫做“花拳绣腿”，那个“绣腿”，大约就是指的这个样子。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张俊就让自己的部下，无偿地为自己家从事各种劳役。包括耕种庄园和大兴土木，搭屋盖搂。据说当时极有名的太平楼酒家就是张俊的产业。这座酒楼以经营高档酒菜和极其富丽豪华的气派闻名于时。有一首打油诗讲的就是这件事：“张家楼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他作过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极其富有创意，从而应该使他享有不朽的名声：为了防止家中的财宝被窃贼偷走，他把家里的白银统统作成一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取名为“没奈何”，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窃贼都拿这大家伙毫无办法、无可奈何。过细想想，还真是如此，而且还俗得有趣。
这位大将军后来被封为循王。在时人的笔记中，记载了一件趣事：有一次，赵构在宫中大宴群臣，照例由优伶演出助兴。一个类似今天说单口相声的优伶自称善观天文，能够看出在座的诸位都是上天什么星宿下凡的。结果，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纷纷要求他给观测一下。于是，这位优伶掏出一枚铜钱，装神弄鬼一番后，对准了皇帝，观察片刻，声称看到了帝星；又对准宰相，说是看到了相星；最后，他将铜钱对准张俊，左看右看，都说看不到星星。众人大急，张俊更急，请他无论如何过细观察一下。他煞有介事地仔细看了半天，最后叹口气，严肃地对大家说道：“确实看不到星宿，只能看到一个坐在钱眼里的将军。”众人大笑，一时成为京城笑谈。
和韩世忠娶了京口即今天的镇江名妓梁红玉一样，张俊则是在兵荒马乱中，娶了钱塘即今日杭州名妓张秾。假如没有金山战鼓那一段的话，这位张秾的名气可能要比梁红玉大许多。原因是此女的人品、相貌、才情加上琴、棋、书、画、诗、词、乐、赋、歌、舞等诸多技艺都很出众。据说，她惊鸿一瞥之下，常被文人骚客们惊为天人，当时的名士为她看破红尘的亦有记载。
娶了这么一位倾国倾城的名姝回家，张俊这厮却并没有稍稍风雅些许，满脑袋惦记的还都是他那些大银球“没奈何”。有一次，前线大战在即，我们这位前敌总指挥百忙当中，抽时间给张秾写了封信，里面既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豪言壮语，通篇都是再三再四地叮嘱自己这位满腹才情的如夫人，怎么样照管好他那些宝贵的家财田产，哪些账必须收回来，哪笔钱可以放出去等等。张秾的心理感受如何，很难想像。只是在回信里，她相当温婉地鼓励自己的丈夫，希望他能像霍去病等古代名将那样，做个一心杀敌的大丈夫，不必过多地牵挂家里的财物，云云。
不久，赵构找张俊谈了一次话，皇帝很随意似的问张俊：“你可读过《郭子仪传》？”张俊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才寡识浅，未尝读过。”赵构教导他说：“我对这个传记百读不厌。为将之道，应当是不与民争利，不大兴土木，你要切记。”张俊唯唯。突然灵机一动，从怀里掏出了张秾写给自己的信，请皇帝过目。赵构读罢，相当欣赏，又递给宰相秦相公，宰相看后，连连夸赞这位女子识见不凡。于是，赵构当场赐封张秾为雍国夫人，亲手书写奖谕状赐给她。
这件事情发生在淮西之战兵败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剥夺三大将兵权的重大军制改组。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认为宰相秦桧与张俊之间进行过交易、并且达成了某种默契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据说，秦桧答应张俊，如果配合好这次杯酒释兵权，今后就将兵权全部交给张俊。张俊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从他一边当着将军，频繁地在战场上厮杀，一边还能聚集、经营起偌大一份产业来看，此人的脑子肯定足够机灵。他不会不明白，皇帝决意求和，对于自己这种手握重兵的职业军人意味着什么；他当然也会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迈错步子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将自己与如夫人的通信拿给皇帝看，恐怕并非一时急智之下的“灵机一动”；倒是很有可能出于一种韬晦之计和早已做好的策划，以此解除皇帝对自己的戒心，并进而取得皇帝的信任。此种推测应该不算过分。否则，一位并不那么儿女情肠的大将军，时间不算短地把这样一封信揣在怀里，想一想，实在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何况，从种种迹象判断，张俊这厮似乎也不是一个愿意用信上的情操来激励自己的人。这里，最无从猜测的人是张俊的新封雍国夫人。她如果知道了自己寄予厚望的夫君，利用自己进行了如此一番算计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荣华富贵能否平衡这位素有才情盛名的美貌女子，倒是可以给文学家们提供不小的想像空间。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张俊与如夫人共同策划了这场喜剧，以此在皇帝面前共图富贵，也未可知。
《宋史》中提到，在绍兴十一年即公元1141年的这次历史转折点上，有一、二大将，阿附秦桧，终为人所不齿。应该指的就是张俊。
秦桧代表皇帝宣布任命三大将之后，张俊立即率先表态，感谢皇帝的重用；并表示愿意将自己所统帅的八万大军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来。在此之前，张俊已经改变自己准备与金兵决战到底的立场，表示拥护议和；其“力赞和议”的新形象，深受皇帝与宰相的欢迎。这些，都无可厚非，仅仅是一种信念或者人品问题，甚至在某种角度上还值得赞扬。毕竟，在世界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里，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人鼓励手握重兵的将军们为所欲为；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后果也经常是灾难性的。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情况，都常常代表着改朝换代，或者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问题是，张俊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走的实在太远了。
历史记载显示，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他主持了对韩世忠部队的拆散瓦解工作。这也没有错，毕竟这是在贯彻朝廷的既定方针。他错在不该按照秦桧的旨意，在韩世忠的部队里，制造置韩世忠于死地的口实。从而，差一点就要了韩世忠的老命。须知，在将近十五年的战争岁月里，张俊与韩世忠志同道合，出生入死，是一对具有生死情谊的战友；在南宋初年的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时常可以看到二人并肩作战的情形。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两个家庭何以会结成双重的儿女亲家。按理说，张俊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其权势、地位并不比秦桧差很多，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但他毕竟是做了。我们只能归结为人性深处的不可捉摸。翻开世界历史，当然包括中国历史，权势欲望激活人类天性中的卑劣，从而干出骇人听闻罪恶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可能是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不断付出努力的原因之一。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在岳飞通风报信、韩世忠躲过此一劫后，张俊与秦桧合谋，以王贵为突破口，自己亲自操刀，一手主持锻造出了岳飞的罪名，从而酿成这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冤案。这就是这位大将军变成西湖边上四尊铁铸奸臣的由来。
王贵是岳飞的心腹爱将，是岳飞的主要助手。此次岳飞离开部队，接手部队管理的就是这位王贵。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是这支部队的类似大总管一类的人物了，是仅次于岳飞的第二号人物。打个比方的话，岳飞相当于这支部队的董事长，王贵则是总经理。他跟随岳飞多年，勇猛善战，二人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张俊之所以选择他做主打目标，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听人家说，王贵曾经差一点被岳飞杀掉；二是他手里拿到了一个据说可以致王贵于死地的把柄。
在实际进程中，前一个因素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原因是，王贵确实曾经两次受到岳飞的军法处治：一次是他的部下趁火打劫，在一户百姓家里失火时，趁机偷了点似乎不太值钱的什么玩意儿。被岳飞抓到后砍了头，连累王贵挨了一顿不轻的军棍，据说有一百棍；第二次则是在一次大战迫在眉睫之际，王贵有些胆怯，结果，确实差一点被岳飞杀掉。说起这两次处罚，王贵不但没有怨恨，反而对岳飞充满敬服之意。他认为，治军就需如此严明才行。岳家军深得人心战无不胜的原因端在于此。而且，岳飞的儿子岳云，同样因为违反军纪，差点被斩首；也一样挨过军棍，恰好也是一百棍，一样被打得好多天爬不起来。对此，王贵相当服气。
第二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俊手里究竟拿住了一个什么样的把柄，使王贵能够背叛于自己恩重如山的同志、战友、老上级、恩师、父兄般的岳飞？至今没有人能够考证出来。但是，张俊显然找对了目标：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王贵屈服了。这一屈服相当致命，此后几个不入流角色的叛卖就此变得畅通无阻。
岳飞在劫难逃。
岳飞死定了。
在同时代的文臣武将中，岳飞相当清廉。除了来自朝廷的俸禄、赏赐之外，他家田产的年收入在一万石上下，是张俊的一个零头；大约也远远低于韩世忠、刘光世等人。宰相秦桧死后，号称家道衰落，尚且每年有地租收入五万石以上。由于长期镇守荆襄地区，岳飞的家安置在庐山，没有放在临安。
岳飞不贪财，不好色，不喜物质享受，川陕大军统帅吴玠特别敬重岳飞，曾经送给他一位有名的美女做姬妾，岳飞说：现在不是大将享乐的时候。又给退了回去。结果，两人的关系反倒更好了。和韩世忠一样，凡有朝廷赏赐，岳飞一概分给部下，自己不取分毫。他遇害死后许多年，当年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据说，当时哭声震天，场面极其感人。
岳飞酒量不小，年轻时经常豪饮。有一次赵构禁止他喝酒，对他说：“等你收复了失地，打到河朔时才可以再喝。”从此，岳飞滴酒不沾。他治军极严，许多亲信部将与家人都挨过他鞭打或军棍。岳家军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实际已经成为军纪，违反者被抓到，一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岳家军与韩家军一样，深受民众爱戴。当然，军纪严明也可能是几个不入流的部属背叛他的部分原因。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出自一位极其骄狂的金兵统帅之口，可见岳飞带出来的部队的确很厉害。
据说，岳飞平日为人很少大将军的威风。史书记载说，他礼贤下士，饱览经史，雅歌投壶，待人温和有礼，很像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他曾经多次辞谢加官晋爵，每次必定会说：“胜仗是将士们效死力打的，我岳飞哪里有什么功劳？”唯独在一个领域里是不能碰的，一碰，他就会跳起来，就像西班牙公牛看到挥舞着的红布就会低着头冲上来一样，那就是谈论对金关系与军国大事。每当此时，岳飞立即“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宋史》认为，他就是为此而终于得祸。
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否则，也就不是那个壮怀激烈的岳飞了。比如，岳飞曾经直截了当地指斥秦桧，作为宰相，谋国不臧。臧在古代汉语中有善、好等含义，这等于是告诉皇帝，秦桧不称职。还有一次，岳飞骂曹操是奸贼误国。曹操也是宰相，秦桧为此恨之入骨。他很有可能认为岳飞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
《宋史》评论说，象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若论起象岳飞这样文武全才、仁智皆备来，则很罕见。这种看法，在岳飞死后的八百多年里，基本是被人们认可的。只有一位汪精卫，敢于指责岳飞是一个无法节制的军阀。言下之意是岳飞该杀。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历史记载中不断看到的那样：假如岳飞是一个心怀不轨、无法节制的军阀，他就断然不会被朝廷如此呼来喝去，并最终自蹈死地。须知，他当时统帅的军队至少占了全国军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各路大军中战绩最为辉煌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岳飞真的是有野心不受节制的话，整个南宋、甚至南宋以后的中国的历史恐怕都要重写。其实，导致岳飞该杀的，正是他所具备的这样一些卓越品质。甚至到了今天，这可能都是一些令许多中国人感到不快与不安的品质。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这些品质集中到一位手握重兵、又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将军身上，尤其足以构成此人必须死的理由。《宋史》对于岳飞之死，连写了两遍“呜呼冤哉！呜呼冤哉！”的确如此。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在淮西之战中究竟是否应该对战败负责？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相公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因此，面对韩世忠的责问：“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据史书记载说，秦相公根本就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他心里很有可能在奇怪：居然有人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事实上，许多死心眼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明白：“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
从秦桧、张俊诸人的工作结果看，他们显然相当了解皇帝到底想要什么。据说，围绕淮西之战的重要往来文书，岳飞手中都有保存。但他入狱后，这些文书被人抄走，并且销毁了。而销毁这些文书的人，恰好又是想要岳飞死的人。这在事实上，的确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所说那一切的真实性。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44）。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人一个人家破人亡了；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三十岁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至于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上下联系，则没有人愿意考证。据说，至少第三句就有问题。岳飞是三十二岁做的节度使，他当时的原话是：三十二岁建节，自古少有。这顶多是一句飘飘然的自鸣得意而已，居然被演变成了胸怀异志的弥天大罪。
公元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在此之前，曾经有人劝他仿效韩世忠自救。岳飞拒绝了。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有宋一代的确很少杀大臣。一般来说，流放到岭南炎荒之地，就是今天的广东、海南地区，已经算是最重的惩罚了。没想到，一件“莫须有”的罪名，竟然愣是被秦桧及其属下们问成了“大逆不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