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都已倾城》完本全集阅读-第1部分-人文书库

陈子善　序
这是一部别致的书。作者以清丽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对中国现代史上二十三位女性的“私房阅读”。这样的“私房阅读”是感性的，自由挥洒的，但同时又带有理性思考，有学术含量在。这自然与作者目前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关，有没有这样的学术训练，“私房阅读”的结果一定不一样。
　　不妨把这二十三位女性的身份稍作分类，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马上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文学家，这自然又与作者所学的专业有关。庐隐、石评梅、凌叔华、萧红、吕碧城、林徽因、张爱玲、白薇、谢冰莹、关露、陈学昭、丁玲等十三位的大名早已载入现代文学史册，虽然吕碧城主要写作旧体诗词。许广平、张兆和、陆小曼三位其实也有相当的文学才华，三卷本《许广平文集》、短篇小说集《湖畔》（叔文，即张兆和著）和《陆小曼诗文》等书就可为证，只不过她们的文名分别被鲁迅、沈从文和徐志摩的文坛盛誉所掩罢了。剩下七位，蒋碧微和黄逸梵都留过洋，秦德君是职业革命者，项美丽因为邵洵美在上海文化圈引人注目，张幼仪后来在商界大出风头，最后二位，朱安和江冬秀则是典型的家庭妇女——所谓男性“背后的女人”了，但这并不意味她们没有受到一点新思潮的冲击，即便是朱安，不也在临终前不久说出“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吗？她们本人虽不是文学家，但或多或少都与文学挂点边，至少，她们的恋人、丈夫或女儿是文学家，她们的经历都与文学有所牵扯。
　　由此可见，作者选择这二十三位女性来“阅读”和书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些女性中的大部分都非等闲之辈，都曾得风气之先，都具有某种意义的代表性。几乎每位都有一部生动曲折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史：事业奋斗史和情感变迁史，事业史和情感史又交集纠缠，难舍难分。作者的“私房阅读”十分投入，十分专注，他写出了这些非凡女性的迷茫和痛苦，搏击和挣扎，以及她们成功或失败背后的无奈和辛酸。
　　贯穿全书的主线是撼人心魄的。在我看来，作者有较为自觉的女性主义立场，作者要反复强调的是，在提倡个性解放、婚恋自由之后，在依旧是男权中心的社会里，何谓更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换言之，经过“五四”洗礼的现代女性，面对新的挑战，是否真的获得了解放？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二十年代的庐隐、许广平们，三十年代的张兆和、萧红们和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们，她们所面临的困境、所要解决的难题，是大不一样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作者对投身社会革命的女性命运的关注，作者在解读秦德君的“凤凰涅”时，“作为一名出色的革命之女，秦德君为革命所做的牺牲，与为男人所做的牺牲之间，有多少交集？又或者革命只是男人的革命？”的设问，在分析陈学昭奔赴延安后产生的困惑所作的“在同样承担‘民族解放的责任’的队列里，女性面临着和男性不一样的历史因袭和特殊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革命时期，往往是被规避了”的判断，都是颇有见地，耐人深思的。
　　因此，尽管书中写林徽因、陆小曼、萧红、张爱玲、苏青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毕竟她们已多次被论者讨论过了，相比之下，我更看重“战地玫瑰”这一辑中所写的秦德君、白薇、谢冰莹、关露、陈学昭和丁玲等六位追求理想、历经战火的革命女性。她们一直很少受人关注，像秦德君和白薇；或者虽早已被论述，却较少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切入，像丁玲和关露，作者试图从男女平等、两性关系的视角来探索她们敏感、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努力未必很深入，却是很难得的。
　　作者确实对她笔下的这些女性抱着“同情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下笔的刹那，总是有一个善意的出发”，就是“从民国女子的人生风景里，我总试图从一个奇妙的切口入手，去读出两性关系中的微妙点”。寻找这“奇妙的切口”，作者一定费了不少心思，而“微妙点”也往往被作者手到擒来。写张兆和和沈从文的婚姻，没有铺陈沈从文如何追求张兆和，偏偏从《从文家书》的具体文本里读出了“爱情的神秘，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写林徽因，也不渲染她与徐志摩若无实有的恋情，偏偏在“太太的客厅”上重笔浓彩，大做文章；写到延安之后的丁玲，本可以多方面展开，又偏偏只从剖析丁玲所作的《三八节有感》入手，并与陈学昭互相发文，揭示“女性解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解放有交集，但不应当为民族解放所掩盖”；还有写“一颗锈了的图钉”朱安，写“一朵新旧时代对接挤压出来的奇葩”陆小曼，写“比嫩绿厚重，比正绿低调，比苍绿轻灵”而“老绿”的关露等，也莫不如此。
　　我没有读过作者的小说和散文，但从这本书中领略了作者的才情和敏锐。作者的文字往往灵感乍现，有时轻灵，有时沉重，充溢其中的是奇妙贴切的比喻和荡气回肠的阐发。当然，书中引述的一些口耳相传的美丽的或并不美丽的轶事，有的只是孤证，还可进一步查考和斟酌。但是，作为“80后”的年轻作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成绩已是很骄人了。
　　我以为，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作者的“私房阅读”大可继续下去，冰心、苏雪林、潘玉良、冯沅君、陆晶清、杨刚、赵清阁、赵萝蕤、沈祖棻、周炼霞、施济美……这些现代杰出女性，这些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很可写，很值得一写，作者还有没有兴趣呢？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2010年1月18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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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些日子和某位友人通电话，得到一个惊人消息。在电话里，朋友几乎要尖叫了：你知道M的事吗？！我说我不知道，怎么了？她说你还不知道啊，朋友压低了嗓音，显得有点鬼祟：M前一阵要自杀，割腕割了好几次，后来又要跳楼。
　　啊！我急促地叹了一声，脖子后头直冒凉气，连忙追问具体情况——现在最怕听到这种消息。不过后来被拦住了，但是现在手臂上还有划痕，很惨，太可怕了。听口气，友人惊魂未定。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刨根问底，觉得不可思议。
　　她谈了个男朋友，就是某某大的，她用情很深，结果不久前她才知道，这个男的，在老家是已经结婚了的，友人声音越来越低，但一字一句都说得很清楚。都结婚了？那还谈什么恋爱，这等于欺骗啊，我为M鸣不平。而且是身心受到伤害，友人补充一句。哦，是身心，我重复了一遍。对，身——心，身也很重要啊，友人怕我听不懂，反复强调。我无言。对话中断了两秒，空气里似乎有一种哀痛的静默，友人那边的风，把话筒吹得呼呼响。
　　总之，也是她自己傻，唉——友人发出深重的叹息了。
　　我现在对恋爱真的很幻灭，女人总归要吃亏呀，友人谈到自己，像在负气。哦？又怎么了，我问。前男友当初跟我分手，根本不是因为他要去留学，而是因为他跟他哥们的前女友好上了……听着这番倾诉，我越来越觉得茫然加悚然，两性关系，尤其对女人们来说，真是个千变万化的难题，女性解放这么多年，女人们到底解放了多少？爱玲一句话说得经典：女人一辈子讲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挂了电话，我忽然觉得朋友M遭遇的问题，跟五四时代两性间的困境有点类似：上世纪初的新女性们中的一批，不也曾和有妇之夫恋爱过吗？可细想想又觉得不对，庐隐石评梅们的恋爱，有点不得以而为之的意思，而女性友人所遭遇的，则完全是情骗；上世纪初女性的恋爱，显得悲壮，而女友的恋爱，纯粹是悲惨了。从悲壮到悲惨，两性关系的历史，是在后退吗？我不敢笃定。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在男女生命的交接中，所产激发出来的两性关系，又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应对的。虽然这关系是变化多端的，它像一棵大树，树上有枝，枝上生叶，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它的主干，我想应该是有着某种相似，这种相似，就是我们借鉴前人的基础。
　　我们现在来读民国女子，最大的意义，恐怕就在于为我们现在的困境，提供一些对照，好让大家知道过去人们是怎么活过来的——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他们是怎么解决困难的，他们把历史推进到了哪一步……我们要从前人的人生历练里，读出警醒，进而发现自己的问题，并试图去寻找前进的方向。
　　我喜欢看民国女子的传奇。说是传奇，但这里面，又不光只是有男来女往的香艳故事——我不赞成把前人的经历当作一种八卦故事来看，仅仅陶醉于发现前人的一点两点轶事，有点像现在*明星的生活照（甚至是发现明星的丑事），是不值得沾沾自喜的，从民国女子的人生风景里，我总试图从一个奇妙的切口入手，去读出两性关系中的微妙点，并且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文字之后，也能有所启发。
　　这本册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我的读书笔记。“解读”二字，是不敢当的，我没有高居讲堂、领导别人思考的资格和意向，充其量，也就只是想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共同进步。在茫茫的历史中，我只看到了我想看的。
　　我尊重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尊重他们的历史与文字，但我也不会刻意为尊者讳，我只负责表达我自己，并没有贬低或是伤害任何人的意愿，我相信自己在下笔的刹那，总是有一个善意的出发。当然，书中的这些看法，因为视野的狭窄，一叶障目，有时难免有偏颇。但误读，不也是一种读吗？我们的历史，未尝不是在点点滴滴的误读中建立起来的。
　　最后，我要感谢朋友小新小谦，对于我写作的照顾与帮助，感谢杨老师对我的启发，没有她，就不会有这本书。我还要感谢许多提供的史料的前辈，我粗浅的感想，也都是建立在史料阅读的基础上的。我用文字盖楼，前辈们则是宽广的大地，没有地基，哪来的楼呢？
　　好了，就此打住，不然真有点像颁奖典礼上出现的感谢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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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颗锈了的图钉（1）
去参观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是在夏天。
　　不大的四合院，种有丁香。北面是两进的卧室，临门一间偏房大概八平方米左右，沿窗摆着张桌子，靠西墙设着张床，桌子上摆着一个介绍性质的小纸片，上书：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房。从1924年5月搬进小院，直到去世，朱安不曾离开过这里。
　　看过朱安的照片，知道她并不美丽。眼睛低低地望着，重重的单眼皮，有一种旧式媳妇的恭顺。高额头，扁鼻子，厚嘴唇，穿一件深色元宝领的旧式棉袄，那竖起的领子把脸庞遮盖了大半，人躲在衣服后面似的，更显得逼　仄尖薄。
　　小脚、没读过书的朱安是旧中国的产物。留洋归来的鲁迅，从一开始，便是带着种抗拒式的负面情绪与她相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点，鲁迅何尝不知，可他毕竟是从旧时代的淤泥塘里走出，进而迈上新时代坦途的。旧时代的种种牵绊，仿佛是腿脚上的泥，哪能轻易甩掉。母亲的“礼物”不能不收，孝敬母亲是应该的，更何况，母亲也需要人陪，那就先收下来吧。
　　鲁迅对朱安的不接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思。朱安是“旧”了一点，可这“旧”，现在看来，恰恰是合格家庭主妇的绝好品质。温良恭俭的朱安，最起码比胡适的那个欲操刀砍人的太太，要柔婉得多。
　　遗憾的是，历史不曾给她证明自己的机会，作为一个女人，朱安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太过扁平，没什么生气，虽然“苦菜花”着实令人同情，可终究不是做人生伴侣的好对象。
　　于是乎，在新旧历史风云转变的夹缝里，朱安们只能是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她那三寸的小脚，颠颤着，迈过了旧时代的门槛，站在了新时代的土地上，可接下来往哪里走，她不知道。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原地踏步。
　　新女性风风火火上学去了，恋爱去了，革命去了，旧女性却没有朝前走的技能。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自小学会的一套，不能成为她们成长的依凭，反倒成为一种累赘和某种不为新一辈男性认同的口实，毫无竞争力可言。
　　女学生过身，抢尽了风头。“不学无术”的旧式妇女那套“无为而治”，再不能解决如何生存这个大问题。朱安们不能不迷惘了，宁愿转身回到旧时代。
　　1906年夏天，鲁迅从日本返归绍兴，奉母亲之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朱安结婚。土语有云，女大三，抱金砖，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结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享福的美事。
　　可鲁迅明显对这块“金砖”不满意。婚后四天，他便毅然东渡日本，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娘娘（绍兴话，即婆婆，指鲁迅的母亲鲁瑞），独守空房，一等十三年。
　　十三这个年数很有趣。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十三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十三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薛平贵衣锦还乡，还她一个美满家庭。胡适给了江冬秀一个较美满的家庭，鲁迅为什么给不了朱安？在这里，不是说胡适近于人情，鲁迅心肠太硬，我反倒觉得朱安的等待无功，恰恰是因为鲁迅太是个性情中人（胡适很理性，善于调和矛盾）：爱，便是爱，不爱，便是不爱。鲁迅的感情世界，是清冽的。

朱安：颗锈了的图钉（2）
1919年冬天，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在八道湾，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真替朱安不值。幻想着她当了家，手握财政大权，像王熙凤般撒豆成兵把整个大家庭调配得服服帖帖，那各路人马，恐怕就会对她另眼相看了吧。
　　事与愿违。
　　在旧时代，婚姻问题，最容易成就一个女人，也最能让一个女人抬不起头。羽太信子是不把朱安放在眼里的吧。她们妯娌之间，朱安多数时候持失语状态，羽太则全然掌握了话语权。不然，当家的弟媳妇乱花钱，坐小汽车进进出出，挥霍无度，身为长嫂的朱安，怎么就不能站出来帮大先生帮娘娘批评她两句？按常理，这个家还轮不到二房媳妇嚣张。可朱安没这机会，或者说，她没准备好，也没法抓住机会。
　　就这么三年就过去了。三年后，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羽太信子起了大作用），周氏兄弟失和。
　　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介于担心流离失所的考虑，搬走之前，鲁迅曾询问过朱安，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如果她愿意回去，他会按月给她寄钱。朱安婉转地拒绝了，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进了位于阜成门内的�

《爱恨都已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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