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让石评梅动了心，但这种动心，还不足以让石评梅一跃而起，提起包袱就随他走天涯。在庐隐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高君宇曾对她说过：“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这样的好男人到哪找）。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女主人公的冷拒的言辞，“我觉得我们应当永久保持冰雪友谊”，“什么积极的办法呀？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根本上就用不着办法！”但这只是评梅女士为了保持女性的自尊所做的挡箭牌吧。如果她一开始就冷面冷心，高君宇何至于纠缠至此？
从庐隐的叙写中，我们得知这其中固然有自私的考虑。“我现在的生活，是需要热闹呵！他的为人也不坏，我虽不需要他作我的终身伴侣，但我却需要他点缀我的生命呢！其实呢，他精神方面也已得了相当的报酬。况且他还有妻子，就算多了我这么个异性朋友，与他生活只有好，没有什么不道德，……因此我也随他的便，让他自由想我贡献他的真诚，我只要自己脚步站稳，还有什么危险吗？”这一段解释中，最刺眼的，不是所谓自私的考虑，而恰恰是“他还有妻子”这件事。紧追不舍多日，石评梅未尝没有爱上高君宇，可这其中最大的障碍，不是事先宣誓的独身主义使得高石不能结合，而是高君宇已婚的事实，不能不促成石评梅独身的决心。正所谓“神龛不曾打扫干净，如何能希冀神的降临？”
这个灵动的比喻，让在爱河挣扎的高君宇醍醐灌顶，立即返归家乡实行离婚，经过艰难的交涉，高君宇恢复了自由之身。可为了自己的缘故，使得另一位女子蒙受人生中极大的哀痛，破坏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这是石评梅所大不愿的。时代进步的重担，承载到了个人的肩膀上，高君宇放弃一切给予石评梅的感情，柔弱的石评梅如何去接受？在石评梅的世界里，无论是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都不能够有效支撑她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以爱的名义进行的伤害，如何能成全爱？
石评梅的不接受，让破釜沉舟的高君宇精神崩溃，咯血旧症，再次发作，评梅不忍再伤一命，只能允许了他的请求。哪知W听闻高石二人走到一起，心生嫉妒，竟把他同评梅恋爱时所写的情书，登载到了报纸上，这是怎样令人慌乱的消息，君宇得知此事，不久一病而死。
高君宇死后，按照遗愿，石评梅把他葬在了陶然亭，肠断心碎泪成冰。你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石评梅心中悔恨，无以复加。直到青山孤冢葬英魂，她这才恍然觉得高君宇才是她的真爱，而这一段爱的传奇，却不能随着主人公的去世而终止。
君宇死后，评梅彻底放弃自己，烟酒诗泪，日日相伴，但凡有空，她便和同样遭受情怆的好友庐隐一起，去南城的陶然亭看望君宇，把所有的泪，流到他坟头。
就这么哭了不到三年，石评梅竟得脑膜炎死去，这一年，她不过二十六岁。评梅死后，被好友安葬在陶然亭。因爱而独身的石评梅，自此，终于走完了她短暂痛苦却又精彩的人生路，皈依到了她爱人的身旁。这一段矛盾重生的爱之绝唱，每每念起，总让人感慨万端。一百年，我们的爱情，走到了哪里，谁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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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1）
凌叔华写过一篇小说叫《说有这么一回事》，讲的是民初女校里，女学生云罗和影曼，在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中，假戏真做，发生感情，形影不离，谈起恋爱来。最后“朱丽叶”影曼嫁人，云罗陷入到无限的惆怅之中。
这种恋爱关系，大多发生在当时女校的女生之间。1908年，清政府批准成立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兴办女校的火种，在全国点燃……女子学校的成立与发展，是女子同性恋爱发展的温床。在这种小型的“女儿国”里，女性之间的情谊得到深入的发展。
但从“姊妹情”到同性恋爱，这中间还是应该有个质的距离。姊妹情，什么时代里都有，现在看更是稀松平常，两个女孩子手挽手走过大街，倒算个不错的风景，很少有人去苛责。那么，姊妹情和女子同性恋爱之间的界限为何？
五四时代女性的同性恋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更强调精神上的惺惺相惜，有点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婚姻的意思。虽然在凌叔华的小说中，主人公已经有了某种肉体上的接触：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膊，腰间有一只手搭住，忽觉到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这种接触带来了愉悦，使女学生们发现了自我身体的美妙。可这到底还是控制在女性之间相互欣赏的范畴内，精神需求远远大过肉体需求，女性的同盟，它更像是反击苦闷的一种武器。
如果仅就精神接触层面看，姊妹情谊发展得深一点热烈一点，似乎就有同性恋爱的嫌疑。当初，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联袂出国游学，张爱玲父亲就曾说她们是同性恋爱……真不真倒是其次，恋爱这东西，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根本无法去考证。可她们携手闯天涯的姿态，倒算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击，放到现在看，依旧先锋。
感情世界原本就是模糊的，毛边的，今天进明天退，谁也说不准，恋爱的感觉究竟在哪天开始，又在哪天结束？怎么才叫做恋爱？较深厚的女性友谊，如果就算是同性恋爱的话，那么从《海滨故人》到《长恨歌》，故事里那些依偎在一起，低声耳语的女学生们，算不算同性恋爱？显然有点风声鹤唳，大概都还不至于。
单纯地从友谊深入发展的角度，来切入当年女子之间的恋爱，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我们把目光调向五四以后的民国时代，看那个时代女性之间发展恋爱的奇特风景，我们不能不强调当时的大环境……这时节女性之间的恋爱，多少有点乌托邦的味道，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建造，又有点像是被逼出来的。它是对于当时两性关系的一种反动：两性恋爱没希望了，好男人都结过婚了，没结过婚的实在都不像样子，独身又太孤苦，那么只能和小姐妹们依靠在一起，相互慰藉，共同行走人生路。就像《红楼梦》里小戏子藕官与菂官进行恋爱，它恐怕也有社交环境有限的因素，在舞台上表演，演着演着就动了情，成了假凤虚凰。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中，曾借“丽石的日记”写道：“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
丽石和沅清的恋爱，是从对于异性世界的抗拒开始的。她们的恋爱实践，有点共同排解人生寂寞、寻找人生出路的意思。丽石把沅清作为灵魂上的伴侣，可沅清到底在家庭的安排下，去同年轻有为的表兄结婚了。丽石终因心脏病死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2）
庐隐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异性恋爱行不通，所以丽石和沅清才开始同性恋爱的。在小说中，庐隐特别叙写了“雯薇”和“归生”一女一男两个角色，他们一个走入了婚姻，一个在异性恋爱苦闷中挣扎，但都没能得到幸福。丽石和沅清的恋爱，则可以看成是站在异性恋爱失败废墟上的一种探求。只可惜，这样的恋爱，同样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五四时代，恋爱作为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大肆兴起，封建礼教那一套为时代新人们所鄙弃，年轻人的情感之枷，猛然被打开。男人们在这场运动中，占尽先机，感情的岩浆，找到了出口，无限制外流。在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很多男人在家里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感情没寄托，那只能到书寓中去找，和*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恋爱关系。遮掩吃醋，打情骂俏，反倒给了男人们一种心理上的舒解。可在新时代，恋爱是被允许的了，男人们走出来读书，女校也纷纷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学校也开始开女禁……男女同校的办学模式，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实行，这些都在客观上，给男女恋爱提供了条件。
都是青春年少，烈火干柴，海誓山盟，花前月下，恋爱大过天，不恋爱，简直就是落伍。看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情书，热烈程度，擦根火柴就能点着了。心啊爱啊肉啊，看多了头皮都麻，男女双方对心中的那份情爱，仿佛还没有学会足够的语言技巧去表达，纯靠强度和热度来达成目标。
可“浮荡少年”的出现，又不能不让新女性对男人们丧失信心。“浮荡少年”对爱情抱游戏主义态度：爱情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从爱情的游戏中找心理的满足。但在这种游戏里，吃亏的大多是女性。当初大家呼吁社交公开，为的是男女两性心智的健康发展，可“浮荡少年”们的行径，无疑破坏了社交公开的崇高性，女性们没安全感了。于是，有的人选择独自逃避……抱定独身主义，有的选择联合起来逃避……走到女子同性恋爱的天地里去。
有什么办法呢，情况空前复杂。对于大多数女学生来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要坚决反抗，浮荡少年的恶意玩弄要坚决抵抗，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男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在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石评梅两次恋爱，庐隐的婚姻，都曾遭遇过这种尴尬。
那时代流行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婚姻到底不似恋爱，它有法律效应，婚姻的世界，是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着，就算后来者确是动了真感情是真正伟大的恋爱，但只要男人们没同原配妻子实行离婚，新女性们就没有名分，她们与爱侣间的结合，顶多也只能算是“事实夫妻”。
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的两性关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多么艰难，付出的代价，多么巨大。离婚，于心不忍，不离婚，痛苦不堪，最后只能折中？不离，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过。
如此折腾，坚强如许广平者还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受不了了。石评梅为了成全爱而做的独身，就是一种对于尴尬的两性关系的望而却步。而她的好友庐隐在爱人郭梦良去世后，返归北京同石评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种相互慰藉……在新的恋爱婚姻中筋疲力尽后，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们二人当然不是同性恋爱，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说，民国时代女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有一个痛苦的底子，包含了一种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认为是污浊的男性情爱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花。它有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它在发展的最初，不强调肉体关系，它顶多算是携手走天涯，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相互搀扶，和后来的同性恋爱大不一样。张爱玲晚年写《小团圆》辨识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处，九莉碰到比比结实冰凉的大腿，忽然感觉厌恶，九莉这才放心，原来她们之间不是同性恋爱。
民初时代的女校里，女学生之间的恋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远离男权的小环境中萌发的。但这样的恋爱发展下去，究竟会如何……为逃避*的男权社会，女性间搭起的情感之桥，到底能不能稳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说《暑假中》就写到几位为抗拒*的社会而立志独身的女教师，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相互产生了感情：承淑爱上了嘉瑛，春芝对德珍有感觉，玉子和娟娟甚至还有恣意接吻的动作……其中的猜疑与嫉妒，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女子恋爱的世界，同样有着精神上的苦闷，女子们的联盟，仿佛也并没有建立出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种柏拉图式恋爱之外，也有对肉体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恋爱。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就曾从男性的角度，对女子间的恋爱进行了想象性构造。杭州某女校，女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的友谊，已经发展到上课吃饭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处。后来冯世芬因恋着小舅舅的缘故，离开了郑秀岳。独居且意志薄弱的郑秀岳，在学校的女金刚李文卿的诱惑和强迫下，与之实行了恋爱。如果说郑秀岳对于冯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恋，那么李文卿对郑秀岳，则完全是肉体上的占有。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恋爱唯美的风格。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不乏露骨的*描写（他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将要变作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两性关系走过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动荡季节，逐步走向稳定，矛盾仍旧是有，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依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可两性的关系，到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搓麻将买菜带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轰轰然去恋爱去革命的女学生，成为社会坚实的栋梁，女人之间的安慰，也还是有，但大多点到为止。那种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更像是现在“闺蜜”间的相互喜爱，不会极端到去私奔。于是，五四时代的女子同性恋爱风，便渐渐消歇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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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爱情的密度（1）
萧红与萧军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流传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个“东北式”爱情的范本：女的美丽哀愁，有那么点软弱，那么点小鸟依人，然而内心却是坚强的；男的则有点大男子主义，动辄肝火上扬，怒发冲冠（似乎有点家庭暴力倾向），拯救了她，爱她，但却不给她足够的重视，只把女人当作次等公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文学，低他一筹。
这样的“解读”，其重大依据之一，恐怕便是聂绀弩在回忆萧红那篇《在西安》中，曾写到过的萧红的话（当中有一句，或可作为证据）：“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这里所说的“做出气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热暴力，即动手打人），我们不敢笃定。但梅志女士（胡风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却写过一篇《“爱”的悲剧……忆萧红》，当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鲁迅逝世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伤。
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的确针对所谓“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以萧军先生的耿直，这样的注解，恐怕所言无虚。可这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