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说来，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而这个思想大厦当中，最被历史记忆的还是孔子这座大厦。
‖司晨：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3）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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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1）
‖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则给君子之道提供了行为准则，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2）
‖余秋雨：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皇帝们推崇的时候，皇帝们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来的政治图谱，全国就是一个家，我是家长，我的权威像天赋血缘一般不可动摇，所有的人都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我。
对于孔子学说的人格基础——君子之道，历代朝廷虽然也会讲，却不会由衷地重视和执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本身不是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丛林原则和好汉原则。
我在《摩挲大地》一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我是个现代学者，但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学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区分，但怎么划分也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划分那样清晰有力。
‖丛治辰：那篇文章我还记得，余老师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来提醒广大读者，我们在区分社会上种种是非、善恶、利钝、真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的人格界线，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关系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标。
从一开始就醒目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优点。但是，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上。结果，很多读书人都自称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难否定。读书读得幸运的，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大多会陷入权谋，权谋太过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过”的分界又在哪里？读书读倒楣了成了鲁迅笔下孔乙己这样的人，穷困潦倒还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穷”这样的话安慰自己，但他们的生态已经造成了对“君子”这个名号的讽刺。
‖刘璇：读书读得好的去当官，开始搞权谋，读得不好的就变成孔乙己。这样一想，真是叫人有点悲观。那如果读书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我也有点悲观。正因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线永远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没在小人堆里难于显现。
我只希望，那些埋没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够互相认识。尽管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缝隙中，却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近似的眼神。
为此，我们还需要重温一下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划分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随口说几个方面，例如在外部标志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义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在外部标志上的对比。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无法掩饰的直觉形态。就像我们进一个屋子，还没有搞清楚里边究竟藏了什么，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还是局促的。君子为什么能够坦荡荡呢？孔子解释道，因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惧。 。 想看书来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3）
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线、“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线最为深刻。这两条界线，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你们看，虽然孔子并没有为君子和小人确立严格的定义，却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了这两种人的差别所在。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丰富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