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鳎约旱闹霸鹁褪侨繁Ｆ淇刂葡碌�24本杂志能够公正客观地报道，能够赢得读者的尊敬，不管是否触及自己集团的利益，不管这些杂志是否会批评其母公司的领导杰纳德·李文。
而对于从未有此传统的中国媒体来说，倡导独立的编辑权是其走向成熟的基准。遗憾的是，不管是投资人还是编辑自己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报业巨子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最关注的不是该项目的前景，而是是否有适合改项目的天才人物。他会因为一位天才编辑的出现而投资一本杂志。而一旦决定投资，他就会对该人选极度信任，并提供最大的支持。
经营报纸与杂志是一项依靠天才与耐心共同作用的事业。亨利·鲁斯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到天才作家，给他们最好的薪水与最大的自由，他会容忍《体育画报》长达7年不盈利；阿瑟·苏兹伯格也这样认为，他说“我既然认定罗森涛是最好的总编辑，那么我就没有权力干涉他的工作，只有这样，《纽约时报》才能永远站在公正这一边”；诺曼·皮尔斯汀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杂志只有拥有批评任何人的自由，才能够确保它未来的成功。
笔者希望中国的媒体投资人拥有阿瑟·苏兹伯格的心胸与赫斯特的耐心，更希望中国媒体人士能够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可协调的，但希望它们的力量能够均衡起来。AOL的那些技术官僚们本能地认为“内容人”（contentmen）是一些软弱且易于伤感的家伙，他们没有实力。笔者无须深入分析这种藐视背后蕴涵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有一点的确正确，站在人文传统这一阵营的人确实未能在这个时代表现出他们的内心力量。
回到中国媒体，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我们的媒体长期以来被懒惰、受贿、不负责任这样的指责包围着，缺乏基本职业训练的编辑记者们从未建立起该行业的声誉。那些略会将文字组织完整的人进入了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新闻从业者应肩负起的公正陈述事实的社会使命感缺席了。公众似乎也从未有意识地将媒体人视作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是失败的专业作家，是会写字但缺乏职业精神的白领。
这些媒体人在与投资者合作时，本能地式微。他们和投资者一起大谈财务框架、市场反馈，却只字不提诸如我的编辑理想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支持、杰出的作者与优秀的市场推广至少同样重要等问题。当然，这样的媒体从业者在缺乏职业化新闻训练的中国的确非常稀缺，他们对于中国媒体的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体制不健全的年代，主编的个人气质会成为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的风格的决定性因素。
胡舒立与《财经》杂志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漂亮的中国注解。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胡舒立利用自身的光环，让这本年轻的杂志迅速崛起。纯正的西方新闻训练以及锋芒毕露、坚硬的胡舒立性格造就了《财经》的性格。《财经》的出现与成熟是令人惊喜的，它印证了西方新闻业的一些基本准则在中国同样适用：明星记者制、对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的强调、新闻从业者的敬业态度、编辑的精英意识……笔者还想强调的是《财经》对于编辑独立原则的尊重。一位该杂志的资深编辑对笔者讲述了该杂志几次拒绝高额软性广告的经历。
倡导编辑独立原则、建立现代编辑制度是日趋成熟的中国媒体的必由之路。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与媒体编辑们都喊出诸如“我们要做中国的《财富》、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福布斯》”之类的口号，那么我们的媒体都必须直视“国家与教堂”的问题，承认编辑记者的天才智慧对于媒体的绝对重要性。当然，还有坚韧。媒体是不适合目光短浅的投机者与对自我理想缺乏信心的编辑人的，因为媒体要求从业者相信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相信新闻理想的高贵性……
时代传奇（1）
在美国，多数人孤陋寡闻。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适合于忙人阅读、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的出版物。《时代》即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
—布瑞顿·哈登（Briton Hadden）、
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
—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时代》前任主编
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1922年2月6日从《巴尔的摩新闻报》辞职时，他们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成一份“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24岁的年轻人像一个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23岁的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还要再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起》，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与迈克尔·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开播，人们的生活中有了广播。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遥不可及，纽约的中产阶级们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但还是能找一些。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幽默片里的明星们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没上过战场的享乐主义们同样对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目标明确、信誓旦旦，但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计划会成功。尽管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年轻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了惊人才华，也尽管他们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是毕竟他们只有24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令人生畏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每日都会登出大量新闻，H·L·门肯（H．L．Mencken）的《美国水银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民族》、《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还有新创办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它们则提供大量的分析评论。这两个24岁的年轻人所想像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动，并给这本尚未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缘起：
虽然美国新闻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界发展得都好，虽然外国人对美国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纪》、《文学文摘》、《美国展望》等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但大部分美国人却还没有拥有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这并非是日报的过失，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闻；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们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就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内容的广度，它关注的是如何将讯息输入到读者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像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创办杂志所需的10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他们以信心，将近7成的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8万7千美元，70人或出于真心、或者碍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46个股东来自耶鲁大学。
1923年3月3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每本15美分、连封面共32个页码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丧。万册中只有9000册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的热心订户在提到付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上销售的5000册最多只卖了一半。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首先，它的28个页码竟被划分为“国家事务”、“国际事务”、“书评”、“剧评”等栏目，以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创举。
其次，他们将《纽约时报》中最值得阅读的新闻用最精炼的笔法改写，整本杂志具有连贯性，并给人以极强的阅读快感，信息含量更是惊人。当然，它带有鲜明的哈登风格，仿佛是他在耶鲁编辑的校刊。或许，我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同岁的小子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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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2）
他们同出生于1898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家庭，据说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小学时即编辑班内报纸，中学进入哈奇克斯中学开始编辑学生刊物《记录报》。而鲁斯则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穷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山东。因为偶然的机会，他于1913年进入哈奇克斯中学，成为哈登的同学，并同为《记录报》编辑。尽管哈登热衷于自我表现，而鲁斯则内敛得多，但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小子同时发现彼此之间在编辑与写作方面的热情与天才，并试图超越对方。在共同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共同成为学生刊物编辑。此时，他们二人的编辑倾向已经初步表现。哈登对于新闻进行分类的能力，包括创造新的词汇与奇怪语法的天才，以及鲁斯对于新闻的深度与客观的追逐都已开始显露。
1918年夏天，19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医院治疗一战给他带来的伤害，而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 （Oswald Spenglar，德国历史学家、浪漫主义哲学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这两个20岁的学生正作为少尉军官在南卡罗莱纳州杰克逊军营接受军事训练。“那个夏天，实在热得难受，惟有夜晚才凉快些”，1953年的鲁斯在《时代》创刊30周年时回忆道，那时他与哈登都剃了光头，像两个傻瓜。“有一天晚上，哈登和我越过大营地走回宿舍，我们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却谈得很起劲……就在那一次的交谈中，我们开始谈道《时代》……就在那一个夜晚，两个孩子决定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把他们的生活中心、工作和任务结合起来……”
5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的诞生。由于两人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他们最终掷硬币决定，于是哈登成为《时代》的第一任主编，而鲁斯则负责业务，两人每5年进行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为《时代》日后取得成功和遭人诟病奠定了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到，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过11人（包括2位创始人，其中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莱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位作家兼打杂、剪报员），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纽约郊区偏远的第8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墙壁肮脏且破旧，所有的素材仅有20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时代》的诞生是某种奇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像的那么乐观。第一年，他们亏损了万美元。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两个24岁的青年在1923年创造了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远。20世纪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们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联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的装配线视作是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了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地影响到公众对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具有“以四海为一家”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欣赏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东西—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东西—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他们更强调对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敢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这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10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时代》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正经的写作？编辑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来信制造争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尽显各种不够严肃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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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3）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的杂志还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发行量升至万份，总收入达到45万美元。1927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28页增至52页�